同治八年（1868年）初，醇亲王奕譞上奏说：为了将来与洋人决裂，报仇雪耻，他拟了六条“驱逐洋人之法”，想出了两种计谋：一是“请收民心，以固国本”，内容有，让各督抚设法“激励众民”，“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二是“摈斥异物，以示天下”。这样做的好处是，“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他泄密性地劝内廷中枢“将大内西洋物件”，尽行颁赏，以示永远弃绝。并乐观地说出了前景：“则唯利是图之夷人，将不待驱逐而自遁矣！”

这年奕譞28岁，是大清国标准的“愤青”。奕譞的奏折，透露了什么？

一，排外性首先来自统治阶层。因为外敌的入侵，首先扰乱的是统治者金字塔里的安稳享受。这很好理解：锁国政策来自朝廷。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是民间基本的生存方式，这不会是有清一朝开始的。某些学者把后来的义和团排外，归咎于百姓的愚昧，是片面和不公道的。愚昧乃上下一体，而上则占着绝对主导作用。

二，物质取向是人的本质。奕譞劝“大内西洋物件” 尽行颁赏，其根本目的是强调“物件”之下的统治意识，因而弃“西洋物件”为假为伪，不但“大内”做不到，即使做到也只会象征性地“示”而已。而且，就其统治者的贪婪本性，奕譞的醇王府中会没有“西洋物件”？

   三，正因为“西洋物件”流行于大清上层社会已经将近半个多世纪（以乾嘉年间算起，再早就是圆明园西洋楼了），奕譞的说辞不具有可行性。这种不具可行性的说辞，只反映了包括奕譞在内的统治者的虚伪性。

四，奕譞上此奏折，或许只是一种满腔愤恨的心理表达而已，自己也知道不具可行性。人的心理是很奇特的，有些人恶狠狠地说：我要杀人！其实不表示他真的要杀人，只是一种心境的宣泄。奕譞是否就是这种心理？假如以“心境宣泄”来揣摩奕譞，则皇“龙”生下的只是一条皇虫而已。

五，即或真正做到了奕譞的说法，不取先进物质已属愚昧，不取这些物质背后所反映出的意识，则更甚。两者是相伴相生的。

反过来说，现代学者根据后来历史的发展趋向，斥责奕譞为愚昧，，但是，站在当时的统治者立场上，他愚昧乎？甚至把历史环境再作任何一种换位，假如，只是假如，同样处于这一环境中的历史后人，会否再出现这种“愚昧”？就像“西洋文明”具有假象一样，“愚昧”会没有假象？自此之后，清朝统治者经历了排外，被迫接受与改良政体这一由表及内的过程。然而这“内”，有“华夏文明”两千多年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