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写作的真正变革起源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西方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的输入；起源于对中国历史上文化仅掌握在贵族士绅手中的反思——文言文为贵族文化。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中国传统史学

随着19世纪末西方史学著作及理论的输入，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西史学的差异。洋务改良思想家王韬说：中国史学“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得失、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而“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觇人才之进步。”中国传统史书注重帝王为政，天地变数，而西方历史则间叙民间发明及始由。这是由传统儒学循环史观决定的。

梁启超说：中国传统历史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在一个只知朝廷、个人、陈例旧章、依事因循的专制封建国家里，梁启超可谓说到了要点上。这里的“理想”，可理解为“将来”。

中国历史著作自司马迁《史记》以后，同类史书可谓汗牛充栋，但写作手法上，一千多年没有超出这种写作体裁，即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和中国朝代更替而为政国体不变相适应的。

西方史学的输入，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史学的狭隘。1903年，湖南学者曾鲲化著《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学写作手法，“仿泰西（西方）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编、章、项、节”，开创了中国第一部章节体通史。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在学校历史教科书所见到的章节分段分类的写作体裁，就是开始于清末的曾鲲化体裁。显然，这种体裁拓展了历史写作的思路。就浅层意义上说，它是史学界写作的一次革命；从深层意义上说，它还了历史的真面目，原来的历史写作扼杀了历史的民众性、历史发展的内外因转化性及变化的实质性。

曾鲲化说：“凡学史者，仅着眼于时势之表面，事实之皮毛，而不究其无形界之原因如何，结果如何，则社会之关系不能晓；仅注意于帝王之仁智暴愚，将相之劲脆贤不肖，而不输热心以熟察全国人民之生活如何，运动如何，普通学识如何，则社会之进步发达，与黑暗昏冥，均茫味无据矣。”

历史记载的写作手法，也为中国后来的读书人，打开了一扇思维的窗口。这是文化在史学体裁上的一次历史性进步。

二，语法与标点符号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只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成就了文化的统治者属性，文化成了愚弄中国百姓的工具。即使历史上有学者对统治者的为政作过反思，但由于它属性的强势，这种思想也得于湮灭。由于文化的贵族化，它与民众的口头语脱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口头语不可能没有停顿，而文字文章诗词恰恰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直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不求甚解”，这在历代大学者文章中都提到过，成为追求“神”而非“形”的读书境界。

第一个发现中西文化差异的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他于1876年去巴黎大学学习法政，“积十余年勤求探讨”，著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汉语语法的巨著《马氏文通》，于18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语法中的各种词类如实词、虚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就始于此书，为后代读书人“求甚解”，“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奠定了文字底功。

标点符号的产生更为离奇。随着西方语言的输入，部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字有了更深的反思。广东人王炳耀认为中国文字与语言分离，口头发音与笔下文字根本是两回事。清末的惨败深深刺激了像王炳耀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因中败于日，有见于是，参用中西二语，而变通之，劳心历月，拟成新字，名为《拼音字谱》。1897年在香港出版”，“拼音成字，书出口之音，运之人心，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级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即“拼音成字”。

尽管先代王学者把中国文字完全抛弃实在是一种过激行为，但至少揭示了两点实质：一，清末一系列的惨败深深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由文化上失去信仰到了对文字产生怀疑；二，“拼音成字”，便于文化的大众化，是对文化传统属性的本能抵抗。从甲午战败到清末民初近二十年里，王炳耀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共鸣，丢弃中国文字，成了这个时代一批文人的另调。这是皇朝腐败不伦政体无意间种下的另一颗劣质种子。

就在这本《拼音字谱》中，王炳耀在中国文字上首创性地列出了标点符号。

，   表示一句话停顿；

.    表示一句话完结停顿；

。   一节之号；

：   停顿并提示下文；

—— 接上续下转折；

！   惊叹之号；

？   诘问之号；等等。

这些标点符号大多沿用至今。这是王炳耀为中国语言文字作出的贡献，也为民初接近通俗口语化、平民化的白话文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关于“拼音成字”的余音，在后来一百多年，仍在部分文字学者中响过。

那些至今在为中国文字既是象形表意又是构成艺术结构而赞叹的人，不知是否知道，中国文字在清末这个特殊惨败的年代里，曾受到过不少知识分子的抨击？毫无疑问，它给人的反思意义是永远存在的。

三，白话文的兴起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张，始于甲午战争前后。社会改良者黄遵宪在1887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提到了“言文合一”。1898年，无锡人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著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把提倡白话文提升到了“开民智”的高度。1897年11月，上海人章伯初、章仲和等人，创办了《演义白话报》。让我们来读一读其创刊第一号上刊登的《白话报小引》：

“中国人要想发奋图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渐渐明白。”

这是一段与今人一样的文字，这是一段大别于当时的文字。白话文主张伴随着清末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而兴起，就像中国任何新生事物的兴起、发展、普及一样，由个别有舆论工具的知识分子兴起。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被时代所定音，深入普及到了每所大中小学堂，使文字表达真正成为了一种语言表达，实现了文字通俗化。

以上两点说明，无论是1898年光绪主持、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还是民国第一个十年的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都是清朝病理肌体的本能反应。不以成败论英雄，说出成因败由，才是每一个评史者的真正学者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