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思想家、启蒙家福泽瑜吉曾提出一种观点，把政治与学术分开来。政治为外科医生，学术为营养调理师，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医治国体。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始终是政治与学术紧密相连、混为一体的，学术只是政治的利用物。

纵观历史，为政者有几个是真正的学术者？满脑子为政观也只会浅薄了学术的精深，这是常理。一个耽于现世操作者是不可能沉静下来思考学术的，他只会有目的、利己性地择取学术。古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便是这个道理。帝王虽“不读书”，但“算计”人却是天数地聪明，权术加“读书”人，便成了一朝安稳的枕石——好困加枕头。

枕头的形成，历来学者详加细述，大多持批评之说。笔者这里从主观“理论”加客观历史现状分说两点。

一，天命观的理论

五行学术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汉代董仲舒用“五行”巩固了天命观。董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子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子所养，其子成之”，因而推断：“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春秋繁露》）。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说：“这种人格化了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下，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了皇帝的权威”。故而，皇诏曰：奉天承运。把皇朝寄托于不确定的“天运”，董老真是想绝了；因而也滋生出了“替天行道”造反者。

二，宗族制的现实

宗族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的基石。宗族以血缘为纽带，成为一种社会集体。这种集体现象，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存在，一个宅基为同一祖宗。封建官僚专制渗透进宗族的管理，家法与国法相通，保甲制巩固了这种宗族性管理（株连性），违法者同时是逆子；相对应的，出人头地者同时是光宗耀祖者。阿Q听说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便说赵太爷是他本家。陈旭麓说：“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这在至今一些当代文学作品中仍可以看到。

其实，儒者的大一统观着眼于民间的生息休养、和平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现状，但儒者的说法尽向着帝王的强权。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许，任何理论为强者所用，这是处于原始状态的人文观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