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穆宗皇帝十六岁。此时帝师倭仁已病死，剩三人：李鸿藻、翁同和、徐桐。据《李鸿藻年谱》记：“五月二十七日：公传谕慈禧太后谕旨：书房功课耽误，书概不熟，论多别字，曾面试一二次，说话不清，着尔等三人，设法劝讲，不但教书，并说话亦教，不可再耽搁。”

   此真乃天大的讽刺。普天百姓眼中的“圣明天子”，此时已经16岁，竟是个需要教说话的料！当然，按高阳的意思，“慈禧太后实有言过其实之处”。他归结原因说：

   慈禧盛年孀居，由排除“三凶”，应付洪杨，此一对世上任何能干女子皆未经过的挑战，足于使其将任何感情上的缺陷，皆视为无足萦怀，至少亦是可以排遣之事。

   也就是说，由于感情的缺失，慈禧的情绪及精神更注重政事国事权力，因此对旁人的指责更加苛严，“心态已不甚正常”。

   想想也是，以慈禧的立场：有权便有一切；退居无权，作为封建时代的女子，只能是寡居了此一生了。有权，则意味着男人都是她的仆从，她所要的任何明暗欲望，都可以得到弥补及满足。对于个性极强的慈禧来说，只能是凭着自己的性子顺其自然了，何关乎国运？这是任何皇朝时代帝王的合理逻辑，何关乎男人女人？

   只是历史给了大清皇朝最后五十年这样一个人：此人心胸狭隘，任性而为；此人是个女性，具有女性身上缺点中的共质。她的时代，几乎没有“男人”。即使是真男人曾国藩、左宗棠等，也在她的皇权加任性的打压下，失去了男人气概。在她的时代里，人性中的缺点是小节：好钱好色失德失义；唯有人性中的优点：敢以国家为己任、问鼎权力者才是她的敌人。在慈禧问鼎权力的过程中，最著名的敌人有三个：辛酉政变中的肃顺集团；镇压太平天国、命震中外的曾国藩湘军集团；戊戌政变中康有为变法集团。现在有诸多学者著文为慈禧辩解：情有可原。情与愿本不是一回事，情与国更不是一回事。她视权力高于一切、置国家兴盛于无物、只为大清皇权考虑的私心，其实恰恰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存在的缺点：好心做坏事。时恭亲王曾说：“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慈禧娘家）；慈禧以后几代人至现代人的共识：“这一朝，亡于慈禧”。

   高阳说：

   及至（太平天国）大乱既平，而年已三十七八，此是居孀最难为怀的年龄，而亲子穆宗则反于嫡母慈安亲善，此两重精神上的苦闷，导致其出现虐待狂的倾向。她对穆宗的苛责，，固自源于北方俗语“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但实为虐待狂的下意识使然。

   慈禧年轻寡居形成的“虐待狂”心态及要强的个性，客观上不但害了大清皇朝，也害了皇权衣钵传人、自己的儿子同治帝及亲侄子光绪帝，这在史料中不乏其陈。更为可悲的是，这个时代的悲惨经历，扭曲了这个民族的心态，时至百年以后的今日，这种心态不时还会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