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在慈禧59岁寿辰时就有一次为六十“万寿节”的预演。从此时起，朝野上下即以此为中心工作。朝中首魁李鸿藻、翁同和“恭理”这一工作。一天翁从西直门至颐和园时，日记载：“……望见圆明园大宫门，不觉呜咽……”。

   中国古代民间节日不多，皇帝、皇后的寿辰便是隆重的节日之一。由此可以想象，1894年慈禧“万寿节”的重视程度。史料记载也确是如此。军费被挪用，军事被忽略，万寿节为政治任务。朝鲜传来的军事消息，到达朝廷，变成了各位大臣“点点头”、“哼哼”而已。翁同和的日记，记述的是“触景生情”：33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火烧圆明园的耻辱。33年，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按那个时期的人均寿命来说，也许全国，或仅京津一带，已有半数人忘了这件事情。就像一个弱者，被人打了一顿，爬起来抹一抹泪哭着继续走。假如把全国比作一个人，朝廷比作这人的头脑，那么这个人外表在抹泪，头脑想的是荣华富贵，安逸享乐。这人再被打，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一年后被认识的邻居打，七年后被不认识的远道“强人”打。后人每再翻开这段历史，仍会情不自禁，悲愤而泪水盈眶。

   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主观上力图避战，采取的仍是“以夷制夷”策略：联俄制日。翁同和则主张单独备战，“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慈禧一开始有些犹豫。在一次廷议上，慈禧要翁去面问李鸿章，确问俄使喀希尼能否同保朝鲜。翁同和拒绝谕命，当面对慈禧说：联俄“此事不可以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轼畀（给予）之？”这确实被翁同和言中。最后慈禧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掌军权者李鸿章备战不力；朝廷掌政者慈禧主张缓兵。而且难说两人没有私心：李鸿章想保淮军，慈禧想安稳过万寿节。一个军政上木知木觉的大国，面对着蓄谋已久的挑战国，战争的走向，也不难预料。历史的教训告诉后人，挨打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纯技术上的落后。

   其实，细细剖开那段历史，战前各人的主张各有道理。主张和道理不一样。主张是大方向，道理是围绕主张的一条条理由。主张错了，道理再多，也成荒谬。在“以夷制夷”的国策下（也是一种主张），国政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无可奈何。战争失败以后，各人找各人的理由，相互指责对方。可悲的是，当今的述史者，也帮着百多年前的腐尸阴魂，大开骂仗。对于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传承，对于述史中的条条理由，观者只能看得一愣一愣而莫可奈何。

   史料记载，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中日宣战，“至九月十四日因李文田等奏以防倭奸活动请停‘点景’”，慈禧才传谕：“一切点景俱暂停办”。但据翁同和日记载：“十月初三日，……今日所言皆系庆典，时事如此，令人嗟诧。”也就是说，虽然形式上停办景点之事，庆典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大事。“今日使予不欢者，予使其终身不欢”便出自此时的倔老太之口。这是符合中国官僚政府“家天下”情结的。中日甲午战争，在国内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障目下，令世界瞠目结舌地失败了，因为事前国际上并无把握看好日本。

   清廷吃打吃记否？几年以后，戊戌变法之前，现在有许多文献证明，德国、沙俄是事前通谋占领胶州湾的。俄人装出和清国同盟的姿态说：俄国决心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但需要借用港口以便俄舰驻泊，才能“震慑德人”。俄舰进入了旅顺大连湾。事后，清廷质询“俄国军舰何时退出”时，为时已晚，被强迫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了俄国。

   清廷是一帮合该敲“毛栗子”的笨伯。时朝廷上下采用的是所谓“以夷制夷”策略。常言道：请神容易送神难。那么清廷为什么要请“神”？因为国内无“神”。清廷完全深刻地看到了整个清廷官僚阶层的腐败无能，尽管在某些琐节上还可以嘴硬一下，但清廷的大方向是看准的。无奈之中，下策成了上策。由此及彼，假如说这些官僚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也难怪当时有外国人狂言：给我一支500人的军队，我可以打掉中国。这些官僚带给中国人民的耻辱，难以名状。

   读这段历史总会让人义愤填膺而涕泪四流。大清帝国，你睡吧！终有一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在日本受到的耻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天津地区，百姓官僚受到的灭顶侮辱，会再一次降临于你这天朝上国的后人。你这狗东西，踢你一脚，你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