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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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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人异乎禽兽,毋庸置疑。从身体构造的分子层次到解剖层次,人类都是一种大型哺乳类,也毋庸置疑。人类就是这么难以捉摸,不过这也是人这种动物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类的兴起有何意义。我们还没搞清楚。
一方面,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有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我们创造了“动物”这个范畴,勾画出那道鸿沟。这表示我们认为蜈蚣、黑猩猩与文蛤之间有重要的共同特征,人却没有。它们也缺乏人的特征,例如人会说话、写字,还会制造复杂的机器。人类依赖工具维生,而不是赤手空拳。大部分人都穿衣服、欣赏艺术,许多人信仰宗教。我们遍布全球,掌控了地球大部分能量,还开始向内太空(海洋深处)与外太空伸出触角。我们的阴暗行为,比起其他动物,也有独特的地方,包括灭族、凌虐取乐、吸毒以及大规模地消灭其他物种。这张清单上,其中一两种行为(例如使用工具)虽然有几种动物也会,可是不上水准,人类的本领远远超过了那些动物。
因此,无论就实务与法律而言,都不能把人类当作禽兽。难怪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暗示人类从猿类演化而来,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人开始都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十分荒谬,坚持人类与禽兽有别,是上帝特别创造出来的。今天大多数人仍然这么想,包括四分之一的美国大学毕业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动物,我们的身体,无论解剖结构、分子成分还是基因,都与其他动物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辨别我们是哪一类动物。外观上,我们与黑猩猩十分相似,连18世纪信仰上帝造人说的解剖学家,都能凭外观判定我们与黑猩猩的关系。仅仅想象一下:以一些正常人为例,脱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其他所有物,剥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让他们回归到咕哝着说话的状态,这样做时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解剖学结构。将他们放置在动物园中与黑猩猩的兽笼接近的笼子里,然后让其余穿着衣服且会说话的人去参观他们。那些不会说话的圈在笼子里的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真正意义上是什么:有着很少毛发且直立行走的黑猩猩。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类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大家熟悉的黑猩猩是第一种,生活在热带东非;第二种是倭黑猩猩(又名波诺波猿bonobo)分布在中非的刚果,20世纪中学者才发现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在20世纪40年代,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显示,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距,甚至比亲缘关系非常近的两种鸟儿还小——例如红眼与白眼绿鹃。因此,我们仍然背负着当年的“自然禀赋”。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人类祖先的化石已经开始出土,目前形态介于猿与人之间的化石骨骼数以百计,令任何肯讲理的人,都无法回避当年认为荒谬的理论——人从猿进化而来——其实是事实。
但是发现化石“演化链”,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让问题显得更为迷人。我们的基因组在演化过程中获得的一小笔新玩意,也就是与黑猩猩有别的2%基因,必然和人类看来独有的特征直接相关。我们经历了一些小变化,可是却在最近产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后果。我说“最近”,因为即使在几十万年前,在外太空动物学家眼中,人类仍然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其实那时人类已经表现出几种奇异的行为,特别是能够控制火,以及依赖工具。但是那些行为在外太空访客眼里,与河狸造水坝、(澳洲)花亭鸟筑巢,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不知怎的,也不过几万年的工夫(以人寿衡量似乎天长地久,可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史,只不过一瞬)。我们展现出了让自己变得独特又脆弱的能力。
人之所以为人,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我们独特的素质,不仅很晚才出现,涉及的遗传变化也很少,那些素质(或至少那些素质的“原形”)必然早已在自然界出现了,其他动物身上应该可以观察到。艺术、语言、灭族以及吸毒,在其他动物身上是怎么表现的呢?
我们独特的素质,使我们这个物种在自然界赢得今天的地位。其他的大型动物,没有一种在各大洲都有“原住民”,也没有一种在沙漠、极地以及雨林都能生活,也没有一种大型野生动物在数量上超过人类。但是人类独有的素质中,有两个现在已经危及自己的生存,那就是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的潜力。当然,这两种潜力在动物界不乏其例:狮子曾自相残杀,许多其他动物也会,大象等动物也会破坏环境。不过,我们拥有的技术能力,加上以爆炸速度增长的人口,使这两种潜力的破坏力更令人忧心,其他动物望尘莫及。
“世界末日近了,悔改吧!”这样的预言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个预言现在可能成真,理由有二:第一,核武器让我们有能力快速消灭自己;过去的人没有这种武器。第二,地球生产净值(地球捕获的太阳能净值)中,人类的消费额达40%。现在世界人口每41年增加一倍,我们很快就会面临成长的生物界限。到时候,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不得不作殊死斗争。此外,以我们现在消灭其他物种的速率而言,到了下一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物种都会灭绝或濒于绝种,但我们得依赖许多其他物种才能生存。
这些令人丧气的事实,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还说它干吗?追溯人类毁灭潜能的动物根源,又有啥道理?这些潜能果真在咱们演化史上源远流长的话,不就是说它们已经铸就在咱们的遗传组中,说什么人文化成,不过是白费心机嘛!
说真格的,咱们的处境还不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谋杀陌生人或情敌的冲动,也许是天性。但是所有人类社会都发展出了克制那种本能的机制,而大多数人也因此逃过了被谋杀的命运。即使将两次世界大战都算上,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死于暴力的人口比例也少于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而且许多现代族群都有较长的寿命。甚至一些遗传因子疾病,例如苯酮尿症或幼年型糖尿病,现在都有办法缓解或治愈。
我老调重弹,炒作“我们的处境”这个议题,目的在协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得利用我们对过去、对自己潜能的认识与了解,那是蕴涵在本书献词中的希望。1987年,太太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到了公元2041年,就会是我这个年纪了。(指作者在1992年的年龄。——译者)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在塑造他们的世界。
对我们的困境,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大体上我们已经有了清楚的轮廓。像遏止人口增长、削减或销毁核武器、发展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和维持生物多样化与自然栖境等,都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些政策的施行细则与步骤,已有许多精制的书讨论过。在某些个案中,也具体实践了一些政策。我们需要的,是一致地普遍施行那些政策。要是今天我们都相信那些政策事关紧要,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明天就开始施行那些政策。
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追溯人类的物种史,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齐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过去有许多人类社会,尽管还没有我们所掌握的自毁力量,却摧毁了自己,因为他们摧毁了赖以维生的资源基础。研究那些社会,能让人相信:目前许多短视的做法,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遗症。政治历史学家主张研究各个国家与君王的历史,理由是:研究的结果可以提供向“过去”学习的机会。我深信这个理由更能支持研究人类的物种史,因为得到的教训更单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