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样治理公车私用

叶竹盛

近日，媒体曝光有部门使用单位大巴接送职工小孩上下学（南方都市报11月30日）。公车私用早已成泛滥之势，现在更是在私用的方式和规模上推陈出新。联想到尚有大量小孩无法享用正常和安全的校车服务，这则消息实在令人愤慨。各地政府曾出台了各种措施，意图治理公车私用，但从高企的公车费用和公车私用曝光率来看，这些措施并不见效。然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在公车私用的治理上成效斐然。有香港官员说，在香港要想擅自使用公车，“基本上没有可能”。这个并不难实现的“奇迹”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首先是香港公私分明的现代公职观念。公务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第一种是公务员“受雇”于政府，领取的工作报酬和福利应当与付出的工作努力相当，超出部分就属于不正当所得。第二种是政府部门“包养”了公务员。这种关系之下，政府提供给公务员的福利就可能是无底洞，因为所有福利都可以归于“安稳军心”的原因。只有第一种关系才符合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理念。香港公务员体系之下，私人生活剥离了公职活动，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分界，一旦逾越，就可能受到舆论抨击和制度制裁。

当然，任何观念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才有实际效果。香港有严格的公车管理制度。与内地政府各部门分别购置和使用公车的做法不同，香港的政府用车都需通过独立的物流服务署购置和调配。物流服务署制定了政府公车运作规则，要求记录公车每次使用的情况，运行的里程数等等。此外，香港政府并不是足额配置公车，而是以日常工作的最低要求为配备标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超额使用车辆，则使用社会租赁的方式来实现。

不过，任何管理制度都可能有机可乘，因此相关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必不可少。香港公车从车牌上就很容易辨认。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是发现公车私用的主要力量。在香港发生的少数几起公车私用事件，都是因为市民投诉和媒体报道才被发现。只有在这样的监督之下，才能消除官员权力的傲慢，使官员形成“公车私用是一种滥权”的观念，而不再将公车私用认为是一种值得炫耀的特权。

最后，如果仅仅是“和风细雨”似的监督，而没有跟上相应的处罚机制，那也无法解决问题。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刑法的本质不在于严厉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同样道理，任何处罚机制的本质都不在于是否痛下重拳，而在于能否执行到底，否则便是形同虚设。香港政府各部门内部都设置有监督机构，例如香港警方有相对独立的监警会，一旦接到投诉，不论大小轻重，都会启动严格的调查程序，给投诉人一个“交代”。香港曾有警察集体搭水警轮到海岛上吃海鲜。经过监警会的严查，这些涉事警察都受到了轻重不一的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