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孙珺）：

笔砚——钱钟书
昔游睡起理残梦，春事阴成表晚花。
忧患遍均安得外，欢娱分减已为奢。
宾筵落落冰投炭，讲肆悠悠饭煮沙。
笔砚犹堪驱使在，姑容涂抹答年华。

1、情理相厄的“上帝”之言：西方有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全能的上帝洞悉人类的一切愚钝和荒谬，所以他俯瞰一切，发出冷笑。在《围城》中，作者俨然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站在用中英德法等世界上所有古典名著砌成的城墙上，将纯正哲学抽象出来的万应灵膏调制成颜料，就着些他所看到的人影儿勾勒出些平面人像来贴在城墙的内墙外壁上。正因作者这样以上帝自居来俯瞰人类，所以他在《围城》序文中劈头便表白“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的基本根性。”基于这种对人类的普遍弱点和困境的探察，他用“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来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也正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带有强烈的对“类”的批判意识，使小说先验地具有了“上帝”之言的味道，而上帝之言的理性与小说本身固有的情性发生冲突，以至于出现情理互扰乃至情理相厄的局面。

2、理念大于形式：中国传统文学是以“文以载道”为精神和标准的，“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钱钟书身处“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代中国，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使其具有极其强烈的“类”意识以及在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的批判意识。在这种“类”的思想内核下，他小说《围城》中的人物与其说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毋如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理念，为了使“类”的理念具象化，当然不能借助于一般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这样他自然而然地采用了最写意的漫画手法，勾画出一组卡通式的人物群像，就其人物塑造而言，理念明显大于形式。

    在《围城》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人性弱点的群体；无论是镀过金、留过洋的大学教授还是大字不识的粗俗妇人，其本质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虚荣，诚如荣格所言：“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为了针砭人性的虚荣，将之套上男女老幼各款的衣服，令其走动起来，似乎就成为一群“个体”生命。然而除了主要人物尚且还具备较为全面的性格外，其他人物则具有太明显的漫画痕迹，只有简单的线条而无真实的色彩，以至无法细看他们的思想感情。

3、理智大于感情：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使之创作具有现代主义品格，而同时他对人的“类”性的探究显示出他作为上帝的智性，又使他的创作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对非理性进行抑制和消解，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创作心理障碍，出现了情理相扰乃至相厄的局面，为克服这种状态在《围城》中作者不惜动用哲学思维来高度介入其中，但也因此产生了理智大于情感的缺陷，作者对理性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情感的过分厄制使全书出现一种“紧”的状态，上帝时不时地跳出来发表一通议论，整部小说议论大于事实。

4、局部大于整体：作为一名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学者，钱钟书进行的小说创作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智性和心理优势，但同时他身上也增添了比一般作家更难克服的心理弱势，即上文所说的“紧”的心理态势，情、理的对抗和相厄削弱了小说本身所固有的特点，从结构到情节《围城》都显得比较松散拖沓，到结尾处匆匆收场，留下了持久的遗憾。作者孜孜于细部的过分琢磨，而忽略了整体的把握，以至使这部小说有局部大于整体之感。

   小说的故事极为平淡，采用所谓的恶汉体(The Picaresque Style)以非常简单的结构把一位留学生从国外归末后的两年里面的经历，挨着次序叙述出来，“中间既无曲折、又无叫应”，全书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情节和高潮的场面，有的是些零零碎碎的场景和频频繁繁的议论，只因作者感觉的灵敏和笔墨的精妙，居然能将零碎琐屑的东西写得惊才绝艳，加上时不时撤出的幽默的调料和满腹奥典，足以让读者将这些细节深印到脑海之中，反而淡忘了围城的故事本身。

   《围城》的前七章中上帝展现的是一副嘻笑怒骂的面孔，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其中去三闾大学一章更是写得机趣横生顺畅自如，从第八章起，上帝俨然又板起严肃的脸来，目光露出悲哀，除勉强笑几声外，声调已越来越暗淡，到最后两章在悲哀中匆匆收场。“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好像一次长途旅行，先是有说有笑，流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列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驶不出来……”

5、拉郎配式的意向强合、自伤其类的比喻.

6、钱钟书能够与鲁迅比肩吗？

    鲁迅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生弱质也同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幽默，但鲁迅的思想更具原创性。鲁迅是公认的“外冷内热”型的作家，他的文笔冷峻峭拔，对于人性中丑与恶毫不留情。但他不是为了展览和猎奇，而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革国民的精神，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充满了至热的感情，他反对那种“未必真豪杰”式的冷嘲，也反对那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的不相关的所谓幽默。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忧愤与忧患，充满了冷峻之后的热情，这后者正是钱钟书作品中所缺乏的。也正因此，钱钟书小说中出现的“情理相厄”的窘势在鲁迅处就不会存在，因为鲁迅身上有着钱钟书未尝体验过的浪漫情怀。对理智的过分追求使钱钟书形成了一种俯视的审美观照，在人生边上执卷欣然独笑而冷眼旁观。他游离于时代的漩涡之外，逸出了文学主潮——这正可解释他的作品何以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显得异类，却在三十年后一个文人焦虑的时代里突然重新开放，但正因此，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是有一个环境性，在平和敛抑的环境中以理节情才会显得从容不迫，而不像鲁迅的小说那样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环境中都是火焰般的燃烧。所以说，作为文学创作而言，钱钟书比鲁迅显然要等而下之一个层面，他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的代表，他不足以与鲁迅比肩。可以稍稍来看一下《围城》和《阿Q正传》：作为讽刺作品，两部小说都以喜剧的形式展现悲剧的内容。不同的是《阿Q正传》达到了悲喜剧交融的境界而《围城》却偏偏产生了悲喜剧的分离。

7、钱钟书的学术归结为三个基本特点：(1)学术观念、研究态度以至课题选择的独立性，(2)勤奋专注的阅读兴趣，博通古今、淹贯中西的知识结构，（3)出色的感性、悟性和表达能力。对时下的“钱学”，我好有一比：譬如彼此隔墙看园景，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眼界不及钱钟书的，钱钟书看到什么，又焉得而知？有句名言，大意是伟人之所以显得高大，是因为我们都是跪着看他们的。大师固然有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地方，大师的著作应该读。但若你也想成为大师，或者具有那样的思想和学问，那么首先需要去读大师读的书。

    首先我想说明我对大师的理解：博学当然是大师的基本条件，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学科，对部门知识积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像哲学中的罗素、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音乐里的倒立扬、围棋里的吴清源，都是很渊博的当之无愧的大师。不过也有并不很博学的大师，像尼采、维特根斯坦。事情就是这样，渊博不一定就是大师，不渊博也可以成为大师。举中国的例子，比如清代，朱彝尊是很博学的，纪晓岚、钱大昕也是，但我们不会称他们为大师，而必称顾炎武为大师。又如现代，章太炎、王国维当然是大师，但同样很博学的余嘉锡、陈垣拟乎还不能与大师联系起来，而被许多人目为空疏的梁启超、胡适，反倒被认为是当然的大师。很显然，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

    陈寅恪近年在学术界的日益受重视，对我们理解大师的含义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陈寅恪当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的学术成就及其大师的地位，与其说获自他的博学或研究成果，还不如说获自他在史学上开风气的意义，获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就具体的业绩而言，陈寅恪提出的一些著名论断都已逐渐被否定或扬弃，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史学方式，即使否定他的结论的人，也是沿着这种方式获取成功的。正像顾炎武的古韵十部说虽被江永、戴震直到王力的许多学者超过，可后者的成就却都是在他开创的方式下取得的。至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种对文化的承担，陈寅恪文章中流露出的对学术精神、文化命运的关怀和责任感，更是从内心深处震撼我们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大师！博学家以对知识的单纯兴趣为旨归，而大师从来以天下为己任。套用一句古语，就是博学家之学为己，大师之学为人。平心而论，钱钟书真正是布读书人，视读书为无上乐趣。他的著述大体是读书心得，是像春蚕吐丝和乳牛产奶那样食而化之，自然产生的。如果说他的诗学出于“资吾操觚自运”的习作的需要，还有些“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的研究欲望，那么《管锥编》的内容大抵就是读书心得，不忍它流于忘川而加以收拾，其中不乏与古人、洋人争胜的动机。最近有人批评他，“爱引用古今中外各种典籍来为自己助阵，尤其是笔记体的《谈艺录》、《管锥编》中他自己的见解被淹没在各种杂而多的古今文献中。过多的掉书袋使得很多原本三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变得复杂多端，给读者在阅读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8、我想说明的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的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并无建树，也不抱关心。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著作，我们不妨怀着尊敬去阅读，当作知识来接受。若煞有介事地把他爱读书的天性，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将纯粹的知识积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乃至膜拜，就不啻是将恐龙蛋当超导材料来考究，非但要贻笑于大方之家，也将见哂于钱钟书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