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常常被赞美为人际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譬如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然而，就是这种世间貌似最纯洁最高尚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期也发生了变异，将原来的面纱掀开，转变为世俗的交易。

最近有报道称，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教授被举报了，举报者是他的学生兼前任助手王宇澄。2013年11月8日，王宇澄在北京向中科院递交了举报材料，内容涉及论文数目造假、专著抄袭以及临床试验造假等多个方面，并指控王正敏利用不规范的专著、论文获得了院士头衔。（11月14日《南方周末》）

这样的学术举报，不仅使导师丢了颜面，因为好歹是个院士、博士生导师，院士都这么搞了，大学里的事学术上的事就不言自明了，而且作为举报者的学生，自己承担着道义上的风险。这就意味着学生与老师为敌，那点多年的关系也就彻底断裂，从此宣告结束了。

作为学生兼助手的王宇澄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举报自己的导师？原因很简单，是导师“亏待”他了，并不是出于良知道德的层面。假设说王院士多给学生一些“关照”，搞一搞“礼尚往来”，学生就不会这样昏了头，惹出“事端”，搞什么学术举报。

依照鄙人的猜想，一开始这对家门师生就有不同的打算，怀有不同的目的，或者说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导师，用学生处理论文的事比较方便，学生不仅听话而且成本低，不会有什么风险。鄙人的一个熟人，他的孩子做研究生，自己学术上的事不好好打理，花很多时间给导师做赚钱的项目，每天熬到深夜，苦不堪言。导师给他的回报是什么呢？就是区区几百元的生活费。研究生，其实已经沦落为一个导师的高级打工仔。作为王学生，开始忙着给导师搞所谓论文的时候，肯定心里也不爽，但考虑到日后可能得到导师的“关照”，就心甘情愿地做了。

目的不同，结果有异，导师当了院士，而为之立下“汗马功劳”的学生遭遇冷遇，能不出事吗？看来王院士还是一个书生，没弄明白其中的要害。时下的贪官，对行贿的总是要给以好处的，不然就会暗藏杀机。一些贪官，就是没有给行贿者办事，结果被举报，吃了大亏。如果王学生得到好处，比如说顺利地晋升了职称，“合理”地谋到了一个好职位，又拿钱又出成果，还会翻那些旧账吗？我想就不会了。他不会有这么蠢。他知道这是社会潜规则。但有意思的是偏偏碰上王院士这样的“书呆子”和技术官僚，不明事理，不给“回报”不说，还给刁难。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能不举报让你出丑吗？

事实上，在世风日下的时代，这样的事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王院士可能也知道，因为之前他带过的研究生也就借此出来搀和，说是这样的事以前就有了。说白了就是利用学生“抄袭论文”。只是，之前的学生们出于其它原因，忍气吞声，也就隐瞒下来了。正因为如此，王院士才屡屡如法炮制，不想这次闹出了乱子。

如今的师生关系，好像只有利益维系，没有了真情。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也不仅仅是从道德风范、人格魅力这些传统的精神层面，或者是“才高八斗”的学人本色，而是有着“投桃报李”的世俗要求。导师对学生的呵护，也不再是“传道授业”般的真诚，而是有着利益的纠葛。当导师们都成了老板，学生就成了打工者，哪里还有什么为人师表？学生渴求知识的美梦，也就此打破。维系师生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此化为乌有。

有的评论把对院士的举报，说成是捍卫学术尊严。我想这种认识有些不靠边，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如今，哪里还有学术尊严？那么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多少是真材实料？学生抄袭也就罢了，连大学领导、教授也抄袭，你能捍卫得了？再说，王学生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和精神？假如他有那么高的境界和精神，一开始肯定不会参与抄袭，或者就坚决拒绝了，而不是要等到“黄瓜都凉了”的时候才举报。他的举报，简单的说就是泄愤和报复。

这样的学术举报，反映出师生关系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说不上谁比谁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