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声明的是谈论这个世俗的问题，并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我一向对农民工都怀有敬意。因为城市有了农民工参与建设，才旧貌变新颜；市场流通有了农民工的加入，才那么欣欣向荣。农民工的形象，也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变得丰满高大。

为什么又要把他们和性病扯在一起呢？对于这个问题，原本是不想说的，担心一些农民工不理解，质疑为何哪壶不开提哪壶，非要抠疼处？这篇短文，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动笔。写这篇短文的原因，是去年与一位作家朋友的闲聊，说着创作上的事，就说到了农民工问题，他也是大发感慨，给我讲起农民工和性病的问题。

作家朋友的老家，在一个高寒贫瘠的偏远山区。他说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少时的朋友听到他回来，都来看望。他的这些朋友，大多长期在外打工，也是临近春节才回的家。多年不见，难得凑在一起，他心里自是高兴，谁来了都热情倍至，迎进家门。相比之下，他在省城工作，又是作家，是成功人士，不敢怠慢朋友，免得让他们见外，骂自己进了城就忘本。

可是他热情，母亲可不热情，对这些从小长大的朋友硬是不给面子。他说他母亲见朋友一来，就守在门口，像保安一样，一一叫着名字，叫到的才可进屋，没有叫到的就呆在门外。进了屋的，又要安排谁可以坐凳子，谁不可以坐？这让他十分尴尬和不解，以为母亲做过了头，难为了朋友，不就是叙叙旧吗？怎么把他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于是觉得这样做不妥，伤了朋友情分，说服母亲不要这样做。

谁知他才开口，就遭到母亲的拒绝。他的母亲说，他多年在外，这些他的朋友也不像当年那样老实本分，因为长期进城打工，放纵了自己，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染了怪病，成了病人和废人，害了妻子和家庭，村里人都不敢沾他们。他母亲说的怪病就是性病。这下他明白了母亲的用意，性病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严重的门也不让进，一般的允许进门但不准落座，只许占着。一群朋友的相见，就这样在不平等中的氛围中难为情地进行。

朋友走后，母亲就毫无掩饰地斥责这些朋友都不是东西，猪狗不如。说就是因为打工，把老婆儿女留守家里，苦了点钱就去寻花问柳，带来一身的病。回来又不自觉，还把那病传染给老婆。这下可好，夫妻俩都染上了。你说这还是人吗？他们把一个好好的家活生生给糟蹋了，就是治这种病的针水，打一针就要多少钱。原本一个家庭虽然贫穷，但没有这种病，过得简单自在。一染上这种病，这个家就像得了瘟疫一般，一下子就没有了生机，不仅愈加贫困，负债累累，而且使父母子女都抬不起头来。“这些挨千刀的，真是害人害己！”他说他的母亲忍不住就这样骂，很难听。这已经是给他面子了，要不然平时别说进门，就是还远远的就骂得走开了。

讲到此处，作家朋友也是摇头叹息，说这些伙伴当初只是想见一见世面，哪知得了性病就后患无穷，把一个家庭带入灾难的深渊，真是悔之晚矣。农民工的性问题，看来是一个大问题，对家庭对社会的发展关系重大。怎么解决？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解决不了，任其发展，必然影响家庭和社会健康走向，酿成恶性循环，产生无数个贫困家庭。

不过，对于农民工性要求这个最敏感也最现实最难以启齿的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人代会上，记得有一名农民工代表刘丽说，为了解决妇孤男寡女精神上的孤寂、生理上的性饥渴，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在长期夫妻分居的情况下，“组建了打工潮下的临时小夫妻”。刘丽代表指出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应该很独特，应该是少数。我想如果是这样，不仅解决了性饥渴的问题，也可以控制性病的蔓延，但问题是这又违背伦理道德。“临时夫妻”其实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家庭观念，难以使人理解。因而，这一现象嚷嚷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动静。

看来，解决农民工的性需求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性需求没有正道解决，必然暗娼猖獗，性病也将如影相随。打工没有使他们过上想像中的生活，而性病可能使他们越来越贫困，甚至一直陪伴。也难怪，厕所里巷道里的“治性病”小广告也才会那么多，形成一道独特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