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清贫的，从古以来，无不上演着街头卖字卖画、办私塾、给大富人家的孩子当先生等等大同小异的生活故事（当然，除和绅之类的知识分子之外），有的甚至贫病交加，折磨至死。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会叹息一声：唉，百无一用是书生！以为中国之知识分子，一旦与文化结了缘，就埋下了贫困的根子。

    近期翻看一些民国史料，才发现身处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的文化精英并不都是清贫的代名词，他们学问大、名气大、收入高，虽不是家财万贯，倒也不为生计发愁，日子过得宽裕。据载，在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而一块银圆即使在上海，可以买到7斤猪肉。可见，薪水是很高的。

    胡适是是1917年7月10日回国的，这一年他才26岁，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等课程。他开始的月薪是260银圆，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0000多元，但住的是教员免费宿舍，不需交房租，伙食费仅花9银圆，就能有“两菜一汤”，每月的节余有200多银圆。一个月之后，他升为一级教授，月薪升至280银圆。由于有如此丰厚的薪水，他的日子过得比在美国时还优越舒服。

    鲁迅就更高了，他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逝24年中，据悉总共收入为12万多银圆，约合今天的人民币480万元。且将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总价值约合今天的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较为保守的数字）。在他生命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银圆，相当于现在的人民2万多元（而当时一个上海4口之家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完全不需再替

“官场帮忙”和为“商场帮闲”。

     就是以办报著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梁启超，收入也不低。1912年12月他创办《庸言报》半月刊，在家信中说：“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这说明报纸发行到2万份，就可有5万多银圆的收入。后来他给《东方杂志》撰文，每千字为20银圆稿酬（约合人民币800元），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的版税为40%，加起来也很可观。

    民国的文化精英并不差钱，他们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不为饭食谋，生活殷实而富裕，才可以租一个四合院，养活一大家人，还可请保姆，料理家务。知识分子都惜时如金，没有了生存的忧虑和压力，他们可以独立思考一些与国家、民族有关的大问题，或安于学术，潜心研究，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或摆脱专治的羁绊，解构旧制度的腐朽性，剖析民族的劣根性，呼吁民众觉醒，拯救积贫积弱的国度。

    饱食而不安于现状，富裕而忧国忧民。这大抵就是民国文化精英的心路里程，所以他们才在中国近代代史上树立起一座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