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粉彩胆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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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bmiddle/69c6d155t8d24c2391da4&690 我收藏的这对民国时期的竹林七贤粉彩胆瓶,造型为敞口,口颈相连,颈较长,肩以下丰硕,腹下部丰满;器形如胆,故称胆瓶。高57.3厘米。
粉彩为釉上彩品种之一。是借鉴国画中的用粉及渲染技法,在素器上以“玻璃白”打底,彩料晕染作画,再经过炉火烘烤而成。色彩丰富艳丽,淡雅柔和。这对大瓶的正面为山水人物画面:红日下修竹林中有十个神态各异的人物(除七贤外还有三个侍童),其中有四人正在欣赏一副由二人展开的山水画卷。内侧有一白须老者,臂夹手杖,急匆匆朝画卷方向走来,看模样他是山涛。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王戎评论他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名知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风度。他的上方有一人正在山壁提诗,侍童在一旁双手持砚伺候。内侧有一老一小也在远处观看画卷。前面有一侍童,似乎是在煮茶,蹲在一旁用手臂挡住了双眼,像是怕让烟熏了眼睛,他的一旁还放着一把煮茶扇风用的小扇。整个画面笔画纤细有力,工整秀丽。上方外侧书有:“竹林七贤,仿六如之法”九字行草。背面文字有行草:“修竹青青信可夸,七贤各自度年华。仿六如居士之法,画于珠山客次轩,曾鼎泰作。“六如居士”为明代画家、文学家唐寅的字号,当时很多画家都临摹他的绘画技法。“珠山”为景德镇别称,“客次轩”为画家的绘画室。“曾鼎泰”是清末民初景德镇瓷厂著名画师。胆瓶的颈部有金文“伯作宝鼎,子孙永用”等字样。钟鼎文也叫金文,起于商代末期,盛于西周,内容多为有关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的记录。钟鼎文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在许多胆瓶上大都书有金文“伯作宝鼎,子孙永用”等字样。“子孙永用”可以理解其意,但“伯作宝鼎”又是何意呢?在诸多的资料里很少有这方面的解释。我还曾请教过很多瓷器专家,均一无所获,这使我真犯了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这方面的研究。终于我找到了答案。我敢肯定,这个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来源于一本考古杂志,有一年是我在西安朱雀路古玩城看到的。杂志上说,在山西绛县横水西周2号墓发掘的鼎、盘、尊和提梁卣内均有近230个铭文,其中鼎上的铭文有“倗伯作宝鼎,其万年用永”。当时我看到这十个字心里豁然一亮。按照对西周金文通常的读法和理解,“倗”应是国名,该国应是较晋国低一级的诸侯国。“倗”字后面的“伯”字,应该是该国国君的名字。这尊在山西绛县横水西周2号墓出土的鼎,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一个叫“伯”的国君制作的宝鼎,所以就可以“子孙永用”。当时人们把“伯作宝鼎,子孙永用”书写在胆瓶上,是把胆瓶当作了宝鼎,让子孙永远享用国君“伯”作的“宝鼎”。
还有一对民国竹林七贤胆瓶,为我国著名书画家周小松所画。《景德镇陶瓷史稿》一书中说:周小松,名周鼎,又名筱松,清末民初四川人,景德镇绘瓷艺人,曾任江西省立乙种工业学校图画教师。善画佛像,如钟馗罗汉等粉彩人物瓷画,以佛道人物著称。这对胆瓶高42厘米。正面为七贤在竹林下,或战或坐围在一起阅读诗书,山涛手持手杖站在后排中间。挨山涛外侧低头看书的应该是阮咸了,他是阮籍的侄子应该年纪最小。内侧把酒盏者为著名的酒徒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酌,五斗解酲。”挨着他的人是手抱琴囊、善鼓琴的嵇康。下面坐着的为阮籍和向秀。看样子趴在外侧石头上的是性贪吝、好算计、被世人讥讽的“七贤”中最庸俗的王戎了。内侧上方有“竹林七贤,癸亥(1923年)夏,周筱松作”字样,下方有“吉”字红款。背面上方有钟鼎文:“伯作宝鼎,子孙永用”和行草“摹积古斋原本”字样。
下方有“从来不可居无竹,无竹真乃令人术。当年七士乐任游,竹林酒家共托之。珠山周筱松作”字样,下附“吉”字红款。“摹积古斋原本”,乃仿清代大金石学家阮元的作品。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又号雷塘庵主,苍山画仙,晚号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生於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得年八十六岁。廿二岁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四年後授编修,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此後,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曾著有《皇清碑版录》、《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金石志》及《研经石集》等作品传世。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210-263)、嵇康(224—263)、山涛(205—283)、刘伶、阮咸、向秀(约227—272)和王戎(234—305)。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之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酒谱》中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醉了就睡,醒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消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与猪一齐饮酒。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七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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