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11亿烟民,其中8亿多在发展中国家。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35.8%,其中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为66.0%和3.1%。是世界烟草消费大国,烟民约3.5亿,占世界烟民的三分之一。

近年来我国吸烟人群有年轻化趋势,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由22.4岁降为19.7岁;此外,我国男性吸烟者中,高学历者所占比例较高,其中,医生和教师的吸烟率达50%以上,是世界上男医生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是烟草生产大国,烟草产量相当于其他7个最大烟草生产国的总和。我国每年销售的香烟高达1.6万亿支。如果将与吸烟有关的各种疾病所致的死亡均统计在内,目前每年约有100万人因此死亡。预计,2020年将达到200万人。全球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为500万,2030年将达到1500万,而且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吸烟与肺癌发生的关系已为众多的实验研究以及多个设计严格的大宗人群研究结果所证实,约87%的肺癌与吸烟(包括被动吸烟)有关。欧美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有效的控烟干预可明显遏制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并使之下降。吸烟与肺癌的发生呈剂量-效应关系,每日吸烟25支以上,肺癌发病率为227/10万;15~24支为139/10万;1~14支为75/10万。研究还显示,吸烟者即使中年戒烟,也会减少患肺癌的危险。对吸烟者来说,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
全球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癌症之首。同时,由于肺癌缺乏有效的早期发现手段,中晚期病例治疗花费大而且收效小(5年生存率仅约10%),使得肺癌防治成为癌症防治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111.85%。到本世纪初,肺癌的死亡率已由20世纪70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的第4位攀升为第1位。由于吸烟人群数目甚大,烟草危害的滞后作用和目前控烟工作的严峻形势,肺癌的发病与死亡之上升趋势至少要延续30年。预计2025年,我国每年仅死于肺癌的人数将接近100万。
癌症及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疾病负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其中,肺癌的危害令人瞩目。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庞大的烟民队伍、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化进程和人们生活方式不良化加剧,以及医学科技现代化使发现肺癌、诊断肺癌的水平提高等因素也是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调查表明,我国肺癌的发病及死亡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向。
肺癌防治与控烟是关系我国人民健康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事,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民族的强盛。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控烟与癌症防治工作。2003年12月卫生部颁布了《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年),其中将肺癌防治列为重中之重,同时将控烟作为我国癌症预防与控制的主要策略。
2005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表明中国与各缔约方共同遏制烟草危害,保护公众健康权利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决心。2005年9月23日,由中国癌症基金会和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肺癌南北高峰论坛”发表了针对控烟和肺癌防治的《北京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彭玉、中国抗癌协会徐光炜理事长、中华医学会钟南山会长、中国控烟协会名誉会长翁心植院士、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孙燕院士、我国著名胸外科老前辈辛育龄和黄国俊教授等300多名胸外科、呼吸科、肿瘤科专家学者纷纷签字,2006年中国癌症基金会成立了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表明中国医务工作者参与控烟和肺癌防治的决心和行动。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面临十分复杂艰巨的情况,涉及社会经济增长与就业,涉及某些地区的生计与经济发展,涉及烟民的行为习惯,涉及青少年的教育,涉及研究和开发有效的戒烟措施和烟草替代品,以及有效的基于人群的控烟模式和经验。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的社团组织,只有持之以恒,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这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加强健康促进工作,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机制,使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形成合力。在开始阶段,这种机制可能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交流平台,使相关的专业机构及社团组织能够充分理解政策制定者的依据,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多地倾听前者的声音,使政策更符合科学,更符合实际,使各方在控烟与肺癌防治方面的努力得到有效整合。
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及税务总局等国家12个部委建立了履行公约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已经制定并实施国家控制烟草行动计划,以使控烟的各项措施能落到实处,尤其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及控烟宣传。呼吁尽快制定并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规。加强肺癌等疾病发生及死亡的信息收集与相关危险因素(如吸烟)的监测,为科学决策及评价提供依据。加强肺癌早诊早治的研究,制定并推行肿瘤临床专业设置准入标准及肺癌临床诊治指南,以使患者得到更好的临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