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的危险因素，肺癌死亡有
87%是由于吸烟所引起的，吸烟过程中可产生69种致癌物质，其中与肺癌关系密切的主要有多环芳烃类化合物、苯、砷、丙烯、烟碱（尼古丁）、一氧化碳和烟焦油等，这些致癌物质可通过不同的机制，导致支气管上皮细胞DNA的损害，某些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突变和失活，导致细胞遗传信息转化癌变。
吸烟与肺癌危险度的关系与烟草的种类、开始吸烟的年龄、吸烟的年限、吸烟量有关，不同烟草类别中以长期吸卷烟最为危险，相对危险度可达9.0。
美国癌症协会对25个州的队列研究表明，开始吸烟年龄小于15岁，15-19岁、20-24岁和25岁以上，其肺癌的相对危险度依次为15.10、12.81、9.72、3.21。
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英国Doll医生用50年的时间对英国医生的肺癌队列研究结果表明，每天吸烟5-14支、15-24、25-49支者，其肺癌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7.5、9.5和16.6。在吸烟量固定情况下，吸烟年限分别为15年、30年、45年时，肺癌超额发病率之比约为1：20：100。研究表明吸烟与不同肺癌细胞类型都有剂量-效应关系，但在联系强度上，吸烟与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的关系明显高于腺癌，且吸烟年限对细胞类型的影响比每日吸烟量更重要，吸烟年限对所有细胞类型都有剂量-效应关系，但与鳞癌的关系比对腺癌更明朗。
上海肿瘤研究所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细胞类型人群归因危险度（PAR%），男性鳞/燕麦的PAR为85%，腺癌为33%，女性分别为48%，6%，说明无论男或女吸烟引起鳞/燕麦癌的PAR%大于腺癌。
研究结果表明: 戒烟可导致肺癌发病率下降，从反面说明了吸烟使肺癌发生的危险增加。英国自1950年以来全国的吸烟、戒烟和肺癌的流行趋势以及与1950年、1990年两项大样本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结论：吸烟者即使到中年戒烟，也会减少以后患肺癌的危险。中年以前戒烟可减少90%以上归因烟草的危险。如果现在的吸烟者放弃吸烟习惯，在不久的将来和21世纪的上半期死亡率会持续下降。而年轻人以后变成持续吸烟者，将大大影响其在21世纪中期或下半期的死亡率。
由于限制吸烟的法律和条例的实施，近些年来在英国、美国、荷兰等一些欧美国家，男性肺癌死亡率已处于稳定或下降状态，英国男性肺癌死亡率1950年为38.28/10万，1974年增长到75.24/10万，以后呈下降趋势。美国男性死亡率1950年为18.13/10万，1990年达58.16/10万，从1990年后逐年下降，2000年为46.89/10万。肺癌年龄曲线多出现65岁以上年龄组有不同程度的增高，45岁-60岁稳定或波动，40岁组略有下降，预示今后这些国家肺癌死亡率将呈下降趋势。
吸烟和肺癌的其他危险因素的协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一项关于肺癌患者p53、K-ras基因突变的Meta分析表明，吸烟者此二基因突变率均高于非吸烟者，p53基因总的OR为2.588（95%CI为2.358-2.842），K-ras基因突变总的OR为4.597（95%CI为3.764-5.615）。
1996年中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人群总吸烟率为37.6%，现在吸烟率为35.1%，常吸率为34.1%，开始吸烟年龄较1984年提前了3岁。男性吸烟率为66.9%，现在吸烟率为63.0%，常吸烟率达61.4%，较1984年上升了5%，开始吸烟的年龄较1984年提前了2.7年。女性吸烟率为4.2%，现在吸烟率为3.8%，常吸率为3.4%，开始吸烟年龄比男性晚5年，且年龄别吸烟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吸烟不仅危害吸烟者本人健康，还会因为非吸烟者被动吸入大量环境烟草烟雾（ETS）而危害其健康。ETS主要由侧流烟雾和主流烟雾组成，侧流烟雾比主流烟雾含更高水平的致癌化合物，如苯、甲醛、肼、N-亚硝胺、苯胺等。据报道，吸一支烟，主流烟中的强致癌物N-亚硝胺为4.1-31.1mg，而侧流烟却为597-735mg。
日本研究结果表明，重度吸烟者的非吸烟妻子患肺癌的危险性较高，且存在剂量-效应关系。Blot
将多项有关被动吸烟与肺癌关系的研究综合讨论，指出非吸烟者的妻子因丈夫吸烟而患肺癌的危险性增加30%（RR=1.30），丈夫重度吸烟的RR值达1.70。
我国高玉堂教授等研究上海女性肺癌病因时，认为妻子不吸烟而丈夫吸烟，由于被动吸烟引起肺癌的RR随丈夫共同生活时间年限的增加而上升，共同生活40年以上者RR=1.7，鳞和小细胞肺癌的RR更高。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11亿烟民，其中8亿多在发展中国家。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35.8%,其中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为66.0%和3.1%。是世界烟草消费大国,烟民约3.5亿,占世界烟民的三分之一。
近年来我国吸烟人群有年轻化趋势,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由22.4岁降为19.7岁；此外，我国男性吸烟者中，高学历者所占比例较高，其中，医生和教师的吸烟率达50%以上，是世界上男医生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是烟草生产大国,烟草产量相当于其他7个最大烟草生产国的总和。我国每年销售的香烟高达1.6万亿支。如果将与吸烟有关的各种疾病所致的死亡均统计在内,目前每年约有100万人因此死亡。预计，2020年将达到200万人。全球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为500万，2030年将达到1500万，而且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吸烟与肺癌发生的关系已为众多的实验研究以及多个设计严格的大宗人群研究结果所证实,约87%的肺癌与吸烟（包括被动吸烟）有关。欧美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有效的控烟干预可明显遏制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并使之下降。吸烟与肺癌的发生呈剂量-效应关系，每日吸烟25支以上，肺癌发病率为227/10万；15～24支为139/10万；1～14支为75/10万。研究还显示,吸烟者即使中年戒烟,也会减少患肺癌的危险。对吸烟者来说,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
全球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癌症之首。同时,由于肺癌缺乏有效的早期发现手段,中晚期病例治疗花费大而且收效小（5年生存率仅约10%）,使得肺癌防治成为癌症防治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111.85%。到本世纪初,肺癌的死亡率已由20世纪70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的第4位攀升为第1位。由于吸烟人群数目甚大,烟草危害的滞后作用和目前控烟工作的严峻形势,肺癌的发病与死亡之上升趋势至少要延续30年。预计2025年,我国每年仅死于肺癌的人数将接近100万。
癌症及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疾病负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其中,肺癌的危害令人瞩目。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庞大的烟民队伍、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化进程和人们生活方式不良化加剧，以及医学科技现代化使发现肺癌、诊断肺癌的水平提高等因素也是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调查表明，我国肺癌的发病及死亡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向。
肺癌防治与控烟是关系我国人民健康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事，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民族的强盛。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控烟与癌症防治工作。2003年12月卫生部颁布了《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年），其中将肺癌防治列为重中之重，同时将控烟作为我国癌症预防与控制的主要策略。
2005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表明中国与各缔约方共同遏制烟草危害，保护公众健康权利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决心。2005年9月23日，由中国癌症基金会和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肺癌南北高峰论坛”发表了针对控烟和肺癌防治的《北京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彭玉、中国抗癌协会徐光炜理事长、中华医学会钟南山会长、中国控烟协会名誉会长翁心植院士、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孙燕院士、我国著名胸外科老前辈辛育龄和黄国俊教授等300多名胸外科、呼吸科、肿瘤科专家学者纷纷签字，2006年中国癌症基金会成立了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表明中国医务工作者参与控烟和肺癌防治的决心和行动。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面临十分复杂艰巨的情况，涉及社会经济增长与就业，涉及某些地区的生计与经济发展，涉及烟民的行为习惯，涉及青少年的教育，涉及研究和开发有效的戒烟措施和烟草替代品，以及有效的基于人群的控烟模式和经验。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的社团组织，只有持之以恒，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这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加强健康促进工作，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机制，使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形成合力。在开始阶段，这种机制可能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交流平台，使相关的专业机构及社团组织能够充分理解政策制定者的依据，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多地倾听前者的声音，使政策更符合科学，更符合实际，使各方在控烟与肺癌防治方面的努力得到有效整合。
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及税务总局等国家12个部委建立了履行公约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已经制定并实施国家控制烟草行动计划，以使控烟的各项措施能落到实处，尤其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及控烟宣传。呼吁尽快制定并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规。加强肺癌等疾病发生及死亡的信息收集与相关危险因素（如吸烟）的监测，为科学决策及评价提供依据。加强肺癌早诊早治的研究，制定并推行肿瘤临床专业设置准入标准及肺癌临床诊治指南，以使患者得到更好的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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