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一个炎热夏夜，音乐会结束，我和一个钢琴家、一个弦乐四重奏出来发现预订好的餐馆已经打烊，而且城里没有餐厅可以吃饭。渥太华这个城市很早就歇息了。晚上11点，唯一开着的是那种亮着霓虹灯的通宵小馆子。

有人要了酒单，希望还有。这里也没有素食特选。我们五个人喝着冰啤酒小声嘀咕。梅纳海姆·普莱斯勒(Menahem Pressler)坐在塑料桌边，容光焕发。整整三个小时，我们争论到底谁见过更多认识勃拉姆斯的人。爱默生四重奏和我都不会忘记那个夜晚。第二天早上七点，梅纳海姆已经坐在早餐厅，等着第二轮辩论开始。

今年十二月是他九十大寿，梅纳海姆的希伯来语意思是“安慰者”，他在“美艺三重奏”弹了58年琴，这是录音史上最高产的钢琴三重奏，也是最勤勉的。梅纳海姆在印第安那大学的名声，是全世界最好的音乐治疗老师。2008年三重奏解散后，他开始了作为音乐圣人和独奏钢琴家的第二次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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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音乐家合作没有定法。在和爱默生四重奏排练时他几乎每个乐句都要停下来大加批判，而和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排练时，则满口赞赏。接着，他容光焕发地开始演奏。几乎是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音色，表达，姿势都充满了自信。在我整个音乐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的梅纳海姆效应——一种无须借助语言的感染力，这是神秘艺术的最深刻的真理。它的来源是一口良善之井。

纳粹上台时，梅纳海姆九岁，住在马格德堡，他对那个恐怖年代的回忆是一个名叫基策尔的教堂管风琴手，他冒着被捕的危险穿过整个城市到家里来教音乐课。在“水晶之夜”，一群暴徒砸掉了家里的店铺，梅纳海姆躲在楼上的小床底下。他还记得一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年轻人站在他家门前，保护犹太邻居们免受暴力侵害。

1939年普莱斯勒一家逃离欧洲，来到巴勒斯坦，梅纳海姆心灵受创，开始饮食失调。“每次吃饭时，我都无法下咽，”他说，“一次上课时我昏倒了，我如此沉浸在音乐中，音乐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它拯救了我。”

他的老师也是流亡者。埃利亚胡·鲁迪雅科夫（Eliyahu Rudiakov）是一位俄国钢琴家，列奥·凯斯滕伯格（Leo Kestenberg）是布索尼的学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普鲁士文化部的领导，他的远见卓识使柏林成为现代主义重镇。在特拉维夫的兴奋紧张中，梅纳海姆学习了广博的音乐风格。

在美国赢得了一次钢琴比赛大奖后，他的事业开始腾飞。伯恩斯坦称他是“真正的钢琴诗人”。婚后他搬到纽约的酒店，和施纳贝尔做了邻居，等着独奏邀约。碰到托斯卡尼尼的首席小提琴丹尼尔·吉莱（Daniel Guilet）和大提琴家伯纳德·格林豪斯（Bernard Greenhouse）后，三人碰撞出了不同寻常的火花。在檀格坞音乐节的一次首演后，这三重奏跑遍了美国大陆，像传教士布道一般把室内乐送到了许多小镇的会议厅。

“我们得自己开车去，因为报酬低到没法支付开销，”他回忆说，“合同上说两场音乐会之间不会超过五百英里，可有时我们要开七百英里。我们一周演七场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已经没有开着的餐馆了，我们只能吃自动贩卖机里面的薯片。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像每一支优秀的室内乐团，三重奏一直在争论。14年后吉莱退休，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 Cohen）代替了他。当三重奏的名气越来越响，梅纳海姆乐于躲在集体身份之后。他说是太太莎拉让他保持头脑清醒。“每次家里有什么问题，她总是对我说，别担心，走吧！要是没有她的支持，我根本做不了这些事。”

五年前他解散了三重奏，因为不愿意“再找一个小提琴手”，他本想在家安度晚年，结果独奏邀请纷至沓来。“我没想到我个人会那么出名，”他羞涩地笑了。顶尖乐团如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巴黎管弦乐团、柏林爱乐都来请他弹协奏曲。在九十岁生日前夕，他还出了两张独奏唱片。

听梅纳海姆弹贝多芬第31钢琴奏鸣曲或是小品，从开始几个音符起，你就像回到了还没有出现炫技逐名的时代，那个时代里乐谱神圣不可侵犯，音响反映演奏者的性格。梅纳海姆的演奏里没有任何外露和冲动。每个音符都恰如其分，听上去明亮清新。听者会感到提升和安心，提升是因为永恒的真理，安心是因为这双手在安抚生命。

我花了很长时间苦苦思索为何梅纳海姆的音乐在别的音乐家那里听不到。为此我还与他讨论过。他的简单方式如此深刻无法反驳，而且其深刻程度哪怕浅人也能认识到。这是天才的畛域。

我以为，秘密在于他总是看到别人的好处。如果梅纳海姆把你当朋友，他会全心全意地去爱你。你跟他相处，会觉得自己成了更好的人。当他把这些天赋放到音乐里，当下艺术界盛行的自我中心主义、贪婪和玩世不恭就得统统靠边站，作曲家想要的质朴天真被重新放到第一位。

12月16日是他的九十大寿，不管你身在何处，都应举杯为梅纳海姆祝贺——“为生命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