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卫生部疾控局和中疾控下发了《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这次调查发生在2006年年底，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乙肝调查，也是最严密规范，调查结果最清晰可靠的一次。

这次调查显示：我国的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就乙肝防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再次达成了共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如何采取合适的策略和措施来继续摘除“乙肝大国”的帽子，仍离不开对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所获得证据的认同和理性分析。

下面是我整理的此次乙肝调查所获得的证据以及达成的关键共识：

①通过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使15岁以下人群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携带率从1992年的8.57%下降到2006年的2.08%；15岁以上人群的HBsAg携带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未发现上升趋势；

②我国乙肝传播途径主要是母婴传播，新生儿24小时内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阻断这种传播；此次调查的1～4岁儿童乙肝疫苗首剂及时率接近75%；

③乙肝预防的重点是儿童，6岁以下儿童感染乙肝后90%将变为慢性携带状态，是日后乙肝反复发作和乙肝社会负担的主要原因；6岁以上人群感染乙肝后只有不到10%会转为慢性携带状态；

④减少乙肝携带者数量的措施主要是阻断母婴传播和等待乙肝携带者自然死亡，还没有成熟的技术可以使清除乙肝携带者体内的病毒；每年约有1%的携带者会自然转阴（清除病毒），其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⑤成年人感染乙肝导致的乙肝携带者增加量只相当于每年增加1/10万，与我国人群平均7%的乙肝携带率相比，这种增加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基于上述证据和共识，我认为我国下一阶段预防控制乙肝的公共卫生策略如下：

①继续贯彻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的策略，有三点需要提高：

一是提高住院分娩率，这将直接提高新生儿首剂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和及时率，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乙肝携带者的新增数量，同时也是保障母婴健康的重要措施，因此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公共卫生策略；

二是提高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的剂量，从原来的5ug提高到10ug，此举可将乙肝的母婴阻断率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95%左右（单剂次采购价格由1.9元提高到3.1元，虽然相对投入增加了63%，但绝对成本并没有增加很多）；

三是提高基层接种服务质量，使第2和第3剂乙肝疫苗能够得到及时接种；

②将【建议高危人群接种乙肝疫苗】作为一项非主要防控措施进行宣传。其实施原则是“谁愿意、谁接种”，而不是制定接种率指标，让接种人员去找高危人群来接种；

③对于6岁以下人群应进行经常性乙肝疫苗查漏补种，6岁以上人群则通过凭证入学工作进行查漏补种；16岁以上人群没有必要进行补种，如果是高危职业或有高危行为，按高危人群接种建议推荐接种乙肝疫苗；

以上是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乙肝的防控，从临床角度也有很多事情可做，但相对于乙肝防控的全局，从投入产出来说，公共卫生策略才是关键。

下表是《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的一张关键表格，其中红色圈出部分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992年调查的1～14岁人群刚好应该是2006年调查的15～29岁人群（见红圈和箭头），既然是同一个人群，那么其HBsAg阳性率理论上应该没有差异。但这次调查结果却显示，同样的人群2006年调查的HBsAg阳性率明显低于1992年的调查结果。

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

首先，我们知道目前没有技术可以将HBsAg携带者治疗转阴。其次，即使每年有1%的携带者会自然转阴，1992年至2006年的14年只能使携带率下降12%，但实际下降比例为19%～26%，也不能全部用自然转阴来解释。乙肝存在人群之间水平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HBsAg携带者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2006年的HBsAg携带率应该比1992年的携带率高才对。

我能想到的解释有两个，一个是抽样误差，一个是试剂误差。前者是指1992年抽取的1～14岁人群的HBsAg携带率偏高，2006年抽取的15～29岁人群则正好是携带率偏低的。后者是指1992年的试剂对HBsAg的检出率偏高（这种偏高可能是假阳性，即把健康者检测为携带者），2006年的试剂经严格质控，其结果较准确。

表格中，2006年该人群抗HBs阳性率比1992年有2～3倍增高，说明该人群存在乙肝疫苗补种的情况。但补种只能是减少乙肝水平传播造成的携带者，无法使该人群中已经存在的携带者减少，即补种乙肝疫苗不可能降低HBsAg携带率。

我国于2009年发起了为期三年的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该项目是国家医改的重点工作之一。我认为，基于前述的证据和共识，以及对上述现象的分析，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并不能实质性降低我国人群的HBsAg携带率，顶多只是略微延缓了HBsAg携带率上升的趋势。

作为一项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公共卫生策略，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的产出若只是“全国乙肝疫苗补种了多少万人”和“乙肝疫苗补种的接种率有多高”，这种结果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将这个项目改为大力宣传【高危人群接种乙肝疫苗】，针对性会更强，投入会更少，延缓HBsAg携带率上升的效果也会更明显。

我们应该尽可能减少新生儿感染乙肝后转为慢性携带的人数，现存的慢性携带者只能通过时间让其慢慢消亡，这样才能从总体上降低我国人群的HBsAg携带率，最终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除了重点贯彻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策略外，我国还需要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而不是开展大规模人群接种或是其他运动式的接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