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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墨宁

    这是一种主权意识，就像穷人的孩子，他虽然养活不起，也不能送人

　　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履职的5年里，马自树总会被保护文物的民间力量感动。北京胡同的保护者华新民、保护新疆文化遗产的日籍人士小岛康誉、创立首个抗战纪念博物馆群落的樊建川……提到他们的名字，马自树的表情充满了凝重的尊敬。

　　马自树目前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这些怀着历史责任情结而默默保护文化遗产的人，选择贡献突出者，给予“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的褒奖。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对马自树来说，转变的不仅是身份，更有心中的力量。作为参与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官员，他需要冷峻和理性；作为全民参与保护文物的推行者，他的内心积聚了更多柔软的感情，希冀通过向保护历史的人传达敬意来换取整个民族的清醒。

　　2010年6月13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颁奖典礼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大到活动的发起，小到会场的布置，马自树都要亲身参与。在他看来，通过表彰少数人而给予多数人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感与历史感，才是最有价值的事。

追讨先行者

　　追回流失到英国的3000多件文物是马自树1989年开始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以来最成功的两次追索经历之一。

　　1995年2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发回了一份密电。根据这份密电，英国警方于前一年破获了一个走私埃及文物团伙，在清查赃物时，警方发现了3000多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国使馆。国家文物局上报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小组。

　　此前，中国从未有成功追回流入海外文物的经验，对于国际规则和英国的法律也不甚了解，完全参照国内的法规和惯例。“走私出去的文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以刑事犯罪对待，英国警方没收文物，然后还给我们。”马自树直言当时的想法过于简单，而现实则复杂得多。由于文物是从香港运到英国本土的，其间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而且缴纳了税费，英国法院因此认为文物是合法入境，并不违反英国当地法律。英国司法机关决定不对走私嫌疑人进行刑事起诉，随后扣押文物的英国警方也决定退出此案。

　　刑事诉讼的道路被堵，只有付诸民事解决。1995年年底，马自树带领一个6人小组赶赴英国。然而，形势仍然在向不利于中方的方向转变，走民事诉讼程序之后，搜集证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强大的压力萦绕在马自树心头，“作为中国人，看到自己的东西跑到别的国家去而要不回来，这会影响我们的民族感情。”

　　“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如果完不成这项使命，无论对国家还是自己的人生都是一种失败。”深深的沮丧感并没有使马自树的应对能力减弱，一方面，他采用拖延的战术，一再声明中方已经在搜集证据；另一方面通过律师向对方施压；“你们不是两个人吗，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三年、五年都跟你们干，要把官司打到底。”马自树深知，坚决和强硬的背后，是来自于国家的底气。在英国的日子里，马自树时而严肃、时而轻松。以中方代表的身份跟当地司法机关周旋时，他恪守原则，时刻绷紧弦准备应战；而跟大英博物馆的人私下交谈时，便可以略微放松，“你们大英博物馆如果这么多文物被拿走了，你们是什么心情？”马自树以调侃的口吻反问，被他问住了的大英博物馆抱以同情，并且出了很多主意。

　　漫长的谈判持续了一年时间，对方终于扛不住了，要求和解。1998年2月10日，对方终于在归还文物的协议书上签字，除了其中的部分外国文物、新仿品及能够证明正常渠道购买的文物外，其他近3100件文物全部无偿归还中国。

　　一年的谈判终于以胜利落幕，在此期间，马自树一直都对中方委托的英国律师遥控指挥，几乎每天都要通过传真掌握大洋彼岸的进展。这一年对他来说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解了对方的法律和国际规则。正是这一次的努力和开拓，让此后的追讨变得容易和常规化。

　　成功的消息传来后，马自树和他的工作组都异常高兴，即刻跟英国方面接触，把文物包装或特殊保存，并和海运公司、民航联系，流失海外的文物从海空两途浩荡回国。“这不光是文物局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大家都出力了。”马自树说。

　　这是中国首次通过法律手段追回了大规模文物，国家博物馆专门为这批文物办了展览，马自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庆祝。曾经给予帮助的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英国警方，都被邀请到了展览的开幕式上，“我们做事是很讲究礼节的。”回忆往事，马自树仍然很享受成功的那一刻。

文物也是主权

　　1995年6月，在罗马召开的国际私法协会会议上，马自树又一次表现出了追索文物时的强硬态度。“通过这个公约，我们要严厉打击文物盗窃、走私行为，尽可能保护本国文物不受破坏、不被流失。并且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将追索年限延长，把历史上非法流失文物追索回来。”他坚持要制定一个追索年限足够长的国际公约。这番言论不出所料地遭到了一些文物进口国的攻击，他们坚持不能拉长追索年限。

　　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把追索年限定为50年。在公约文本上签字时，马自树虽然心里不太满意，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并没有破坏国家的文化主权，“虽然文物进口国和出口国的诉求不同，但是毕竟公约签订后，加入的国家会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处理。”马自树认为，还应该跟埃及、印度等跟我国面临相似处境的国家协调、联合，共同保护文明古国的遗产。

　　对于目前越来越多元的文物追回方式，马自树主张要保持理性，他并不赞同回购的方式。“回购会造成市场的混乱，像圆明园兽首，一旦对方知道中国人志在必得了，就拼命抬高价格，造成价格扭曲，对中国人更为不利。外国人抢劫了我们的文物之后，再卖给我们，这更是一种敲诈。”虽然摆在其他国家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让他痛心疾首，但长远的保护更令他担忧，“现在无论从法律还是国家的条件来说，追讨比以前方便了，但毕竟要花很大的成本。追索当然是必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看好我们的家门，就像亡羊补牢，把自己的篱笆扎牢。”而走私、盗墓等现状的存在，让他感受到更多的人成为文物保护者的迫切之处。

　　当流失海外的文物不能一一被追回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总会不时出现：“放在外国的博物馆反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何必要追回来呢？”“这种观点不值一驳”，马自树一扬手，报以不屑的浅笑。“这是一种主权意识，就像穷人的孩子，他虽然养活不起，也不能送人。”马自树自认这个比喻不甚恰当，但足以说明文物和国家之间的血肉联系。他说，文物代表一个国家的历史认同和民族感情，是历史的见证，当然要保护。一个不愿意保护自己的历史、不愿意保护自己祖先遗产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不知道自己的历史，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主权意识、历史感很重要，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观点对待民族遗产是绝对不应该的。实用化、庸俗化会丧失历史的神圣感，什么东西都庸俗化，还有什么敬仰、敬畏？”马自树说，他觉得对待历史，要有高尚的情操。

把历史薪火相传

　　早年，马自树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主修明史。谈起专业，他哈哈一笑：“忘掉了，忘掉了。”进入国家文物机关工作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物政策和管理上。也许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少了一位学者，但多了一个文物安全的保护人，后者比前者更为缺乏。“我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文物的意义、内涵，有效而科学地管理文物，使文物更好地为国家、民族服务，延续文物的寿命。”与文物打交道的30年，让他有了很深的感受，“对文物要有一种敬畏之感。”

　　现在的马自树，身份多重。跟以往相比，他必须学习如何做一个基金会的管理者，筹集资金、捐赠项目的评估、捐赠仪式的举办等等，这些都是他不曾接触过的领域。他必须亲力亲为，才能把基金会工作做好。“筹钱是很大一部分工作，非常不容易，既要对文物圈之外的人进行公关，还要对文物项目严格把关。”马自树“诉苦”时略显疲倦，已经年过七旬的他，还需要常常去全国各地出差。

　　然而，说起已经举办三届的“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时，他的眼神里又恢复了光芒。“其实有很多民间人士在保护文物，文物系统做不了的事情，他们做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作为民间组织，选择海内外做出贡献的人，把他们发掘出来，进行全国性的表彰，可以动员全社会更多的人参与保护事业。”

　　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更让马自树感动，入选第一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的法国人华新民曾让他非常震撼，“她是北京胡同的保卫者，面临被拆的局面时，她冒着生命危险，拿个板凳坐在那里反对。这样的人很可敬。”

　　今年入选的人之中，又有像日本人小岛康誉、德国人苏珊娜这样的外国人士。“小岛康誉是一个和尚，他为保护新疆的文化遗产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是没有人知道。”马自树难掩对他的崇敬，同样感染他的，还有那些北京胡同的志愿拍摄团队，他们拍摄北京的各种老建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出了很大的力。“政府层面能做的极其有限，文物系统的人在全国也不过七八万。没有群众的参与会是很微薄的力量，必须发起全民族的保护意识，只有动员了大家的参与，我们的工作才有希望，现在还远远不够。”他希望真正能够用“薪火相传”的方式，唤起每个人心中的历史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