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研究

精神问询者弋舟

苏　敏

在创作上日趋成熟的70后作家中，弋舟应该是近年来上升较快的一位。弋舟的小说题材涉及广泛，关注当下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普通人的困顿与挣扎，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荒芜与悲凉。弋舟的小说在形式上注重技巧，却不被技巧所累，能够从精心建构的故事中深入到时代的肌理，在纷乱浮华的世相中提取某个事件，以小搏大地将灵魂的轻与重、人性的幽暗与深邃、现世生活的悲与喜统统呈现出来，并以一种哀而不伤的深沉诗性为每个故事注入思想的重量，使之沉淀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回响。

一

70后作家成长初期大多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时就写出了具有先锋文学特点的作品，比如徐则臣的《养蜂场旅馆》《露天电影院》、张楚的《U型公路》、盛可以的《白草地》《鱼刺》、戴来的《自首》《外面起风了》等。新世纪以后的十多年间，70后作家群体逐渐呈现出多元的写作风貌，有的将关注目光投向社会底层，有的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审美意义，有的书写都市生活中的两性情感……也有仍旧以先锋文学的形式来探索和表达对当下时代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思考。

在以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等作家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中，更多的是“表现存在者的意义悬置、生存诘问、人性困境及其意识黑暗等复杂精神指向的书写”，以疏离冷峻的笔调书写个体生命体验的焦虑感与荒诞感，将历史与现实抽离出真实的存在，以非理性反传统的叙事策略质疑生命存在的本质，以及对时间、生命、死亡、暴力和性意识的高度迷恋，构成了60后作家先锋小说的主要表现形态。若以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先锋派小说作为参照系，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先锋思想在70后作家创作中所发生的变化。如果说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在存在主义思潮和时代挤压下从“群众”转向“个人”，那么近年来几位重要的70后作家的创作则是力图从“个人”回归“群体”，显示了当下作为文学创作中坚力量的70后作家的艺术理想——以个人“在场”的生存体验来折射这个时代的征貌。

在弋舟的小说创作中，尽管写实性与故事性是他比较看重的“技巧”，但从普遍存在的主题来看，以个体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为切入点，揭示命运的诡异无常与世俗生活的谵妄虚无，以及对于人性复杂维度的道德关怀，使得弋舟的小说带有强烈的先锋印记。

《谁是拉飞驰》《空调上的婴儿》《赖印》三个中篇小说其实写了一个故事。一家三口中的三个人物：在动物园工作的饲养员母亲、与狮子为伴的驯兽师父亲以及在偶然事件中丧生的孩子。弋舟将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故事拆分成三个，让它们互有关联却各自独立。《谁是拉飞驰》写了一个少年的逃亡之路。《空调上的婴儿》讲述了丈夫失踪、中年丧子的动物园退休女饲养员的生活。《赖印》中的驯兽师和他的狮子一同被动物园租借给了私人马戏团，却因狮子被毒杀而为马戏团所弃。一个偶然的机会，流浪多年的驯兽师在大学的博物馆里面看见了已经被做成标本的狮子，他半夜撬门进入，给狮子标本座的卡片上写下它的名字“赖印”。一个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家庭中的三个人，因偶然的事件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命运：驯兽师本想通过与马戏团合作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却因失去了谋生的狮子而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和自己的家庭；丈夫的失踪让饲养鹤的女人的生活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孩子的意外死亡让她的世界彻底崩塌，而她却仍旧要带着废墟一样的内心继续活着；家庭的变故让一个孱弱的少年整日泡在网吧里面，最终走向了死亡之路。将这三个故事联系起来看，尽管某种强大而神秘的宿命在左右着三个人物各自走向自己的归途，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每个人对于自我的追寻与指证从未停止过：少年对于父亲模糊的记忆、对于母亲的眷恋、对于网吧老板感恩似得善意以及对于“拉飞驰”这个被抽象的符号化背后的自我认证；养鹤的女人在承受巨大的痛苦时与鹤群心心相印，被现实抽干的母性在看到空调上的那个婴儿的瞬间再次被粗暴地拎出来、丢到冷酷的世界面前——多么撕心裂肺的伤痛都是自己的，与这个世界并无关系；驯兽师如果能如约挣了钱回家，则不会有前面的故事，但是他没能回去，失去了朝夕相伴的狮子，他只能踏上那条流浪的不归之路，“赖印”是狮子的名字，驯兽师最后想要做的不过是给他的老伙计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认证，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弋舟在这三篇小说中以迷宫式的结构，克制而富有张力的叙述，将被宿命包裹抛入深渊的人还以人的尊严，现实与命运或许不需要指认，但是人需要，这就是人存在的意义。

命运的无常与人抗争的无望所形成的宿命观在现代派先锋小说中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暗黑的气质，或陷入某种神秘的不可知论。但在弋舟的小说中，人试图冲出现实的藩篱，对抗强大命运的努力无论成功与否，都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人性的张力，而在这背后正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道德立场。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言“真正的先锋是一种精神上的超前，是一种对社会、人生的本质体验和理解，它所指称的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对人类的痛苦、对历史演绎而成的绝望与焦灼拥有义不容辞的承担勇气，并且要回答人们共同的追问和永远的期待。它的终极目标是面对人类历史演进的步伐完成精神的拯救工作，是对现代性在文化领域中的自觉承诺，也是对人类自由精神的顽强恪守”。

二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  也就是说“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 对小说的品质有要求的作家真正看重的是故事背后的精神指向，是人物的灵魂，以及这个灵魂在现实的激荡中的上升与沉沦，加以人文情怀的观照。因此，作家应该在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提炼出具有审美意味的思想情致，以丰富而复杂的意象构建具有诗意的精神场域，并形成带有一定辨识度的审美风格。

在写实性的故事外壳包裹下传达出属于个人体验的情绪表达，是许多70后作家已经形成的写作自觉。评论家谢有顺认为 70后作家“在小说写作上，开始形成自己的代际特征，他们在情感意识、人生哲学、价值立场上对抒情传统的赓续和扩展，可以看做是当代文学与抒情传统之关系的重要例证。”在被认为具有“抒情传统”的70后作家中，弋舟的小说在审美形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以从容雅致的叙事为故事注入“诗性”，以“诗意的存在”将人物从庸常与绝望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作品达到一种沉郁而内敛的艺术底蕴，这已经成为弋舟小说的一种创作自觉，体现出作者一直以来所坚守的人文立场。

直接将诗作放置在作品的开头，或者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引用，在弋舟的小说中既是当做故事的“楔子”，也是小说家有意建立自己风格的匠心所在。《凡心已炽》讲述了相貌平平的女会计阿莫如何在非法挪用公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故事开头作者引用了人邻的《传说》：“传说每个女人＼都有一朵花＼不知名的某处＼阴坡或阳坡＼开了落了＼间或的树＼石头流水隔着＼高高矮矮＼就是她们一生的男人”。阿莫这个内心自卑又平凡的女孩想要像向日葵一样迎着太阳绽放，获得阳光一般的爱情，然而这个“动人的冷漠”的世界所能提供给她的却只有一条通向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小说《金枝夫人》开头引用了《圣经·哥林多前书》中“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大学生金枝和男朋友毕业之后在大城市里面艰难生存，大学时代留给他们的戏剧感不敌现实生活接踵而来的残酷与荒诞。《我们的底牌》开头引用了冯尼古特《囚鸟》中的诗句“日子还是过下去，是啊——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碰头”。小说中的兄妹四人曲兆福、曲兆禄、曲兆寿和曲兆禧虽然被父母寄希望于“福禄寿禧”，但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唯一“底牌”却是以放弃尊严拿自身疾病来进行要挟——生活的悖论在贫穷面前有着意想不到的强大威力。

将文学经典与小说文本形成互文关系，在弋舟的小说中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深意。作为语言文字的艺术，小说必然要追求形式上的美感。任何一个严肃的创作者都在努力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弋舟在一篇创作谈中声称自己要写“有教养的小说”，这里不妨将“教养”理解为小说家对自己语言风格的一种内在指向——对自己所从事的写作业事心怀敬畏。同是70后作家的张楚在一篇文章中对于弋舟有这样的描述：“这个骨子里其实是诗人的小说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是精粹，充斥着执拗的、形而上的思考与诘问。在读了诸多粗鄙的当代小说之后，读他的作品会让人对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仍保持了必要的敬意。” 大约正是由于怀有这样审慎的态度，弋舟在自己创作中坚持着强烈的人文气息，对此他自己的有如下的解释：“在这里我愿意将‘教养’与‘优雅’等同起来。在小说中，‘优雅’显然不仅仅指涉某种约定俗成的做派，毋宁说它是一种和谐，从文化的陶冶中产生，也在文化的陶冶中发展，这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的确事关教养。粗粝乃至粗鄙，驾驭得当，也会具备优雅的气质，但在我们今天的文学语境中，驾驭失当的粗粝乃至粗鄙却甚嚣尘上，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自觉性，被写作者很大程度地忽视或者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样的图景，当然会令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心生憎恶，他难免就要在自己的创作中重申这门艺术的准则，捍卫这门艺术的门槛。”

现代作家从许地山、沈从文、废名、庐隐等，到当代汪曾祺、何立伟、阿城、贾平凹，其作品大都可归入“文人小说”一类。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人小说”进行考察，有如下特点，首先“文人小说”的语调大多舒缓而注重语音的节奏；其次通过庞大的语词意象系统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最后，在语法结构上以“空间顺序”的逻辑打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而形成情感的自然流动。

从文学的继承性上来讲，弋舟的小说具备“文人小说”的诸多特点。如叙述节奏的从容不迫舒缓凝练，以隐喻、象征等手法开拓小说的诗意空间等。同时，弋舟的小说也十分小心地避免了诗化和散文化的倾向，以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作为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精心安排、有效地组织故事情节，为叙事的合理性铺平道路。

三

在《等深》《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的自序中，弋舟写道：“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从中不难读出，“刘晓东”这个被符号化的人物身上承载的是作者对于当下时代的批判性。与其说“刘晓东”系列三篇小说中展现的是现代都市人心理生理上的疾病，不如说弋舟真正想要探询、诘问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困境。这个道德困境是指，人在现有价值标准体系之下，对自我的存在产生了高度的怀疑，并且无法从这种怀疑中走出来，而只能选择随波逐流式的自我沉沦。

在“刘晓东”系列三篇里面，“我”即“刘晓东”是故事的叙述者、见证者，也是这个时代的反思者。《等深》中，“我”是三十多岁仍然独身的教授。大学时代暗恋的女友茉莉找到“我”，请“我”帮忙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周翔，而茉莉的丈夫周志坚在三年前以同样的方式突然离家消失。在“我”寻找周翔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审视着自己三十多年来的生活，在这个自我审判的过程中，“我有一种中年男人源自挫折和困厄才有的真诚。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而黑夜已至》中的刘晓东是一名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政法大学艺术史教授。在“我”的情人，也是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杨帆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一个叫徐果的女孩，徐果认为“我”属于社会上的“强势阶层”，因此想请“我”出面为二十年前她父母车祸的冤案向真正的肇事者、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宋郎讨要一百万补偿金。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我”同意帮忙。当一百万补偿金顺利打入徐果的账号后，她却在马路上遭遇车祸身亡。“人的欲望很糟糕，可以和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第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而黑夜已至》讲述的正是“我们的溃败”，也是我们在溃败之中的惶惑与挣扎。《所有路的尽头》中，富商邢志平的自杀事件，让与他有关系的三个人画家刘晓东、诗人尹彧以及邢志平的妻子、尹彧的情人丁瞳走到了一起，他们围绕着邢志平自杀的原因，平静地撕开了“我们这一代人溃败”的真相。

可以说弋舟的三部中篇小说“刘晓东”系列是他所有创作中最具有反思气质的作品。在《等深》《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中，作者让“刘晓东”这个人物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见证着一代人在当下生活中所体验的虚空与匮乏，并转身向内诘问自我：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沉重的罪感和耻感？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抑郁已至厌倦活着？当我们曾经经历过成长的那个理想年代一去不复返，我们自己的路将指向何方？诸多诘问构成了作者对当下时代精神匮乏的思考与批判，这种站在“我们这一代人”立场上反思自我的写作姿态，也正是代表着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面向历史、面对时代的精神书写。

四

弋舟小说的精神指向是探讨时代洪流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弋舟的很多作品中涉及了人在突发事件和特定情境下对法律和道德禁忌的违背。作者用文学的形式对此种情形不断地进行追问，并努力发掘出事件背后的复杂人性。同时，弋舟对笔下这些人物充满了悲悯的同情，无论他们是因妻子偷情而引发血案的无辜丈夫、失手杀人的养鸽少年、为了黄金可以跟任何男人发生关系的女会计、刚刚刑满出狱的劳教人员，还是患有严重抑郁症和失眠症的大学教授……事实上，当自我丧失于时代和命运的双重夹击之下，人对于生活仍旧抱有一丝希望，弋舟将每个人物面对自己命运时的无力感呈现了出来，并通过人物对自我的寻找来完成精神与心灵层面的救赎。

弋舟的两部长篇小说《蝌蚪》和《战事》分别讲述了少年、少女的成长。在他们艰难的成长过程中，缺失的母爱与畸形的父爱构成了其破碎的家庭；他们都在为逃离已有的生存环境而默默努力，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仍旧面临着来自社会和两性之间种种现实性的打击和挫折，“成长”既是对“自我”的认知与寻找，也是在“自我”丧失之后对心灵救赎的过程。

长篇小说《蝌蚪》写了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一对父子郭有持和郭卡，他们一个彪悍一个孱弱，一个用野蛮武力作为生存手段一个向往秩序与文明，虽然他们所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生存法则，但最终这对父子仍旧无法逃脱宿命般的命运。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十里店”、“兰城”和“岛国”，在这三个地域空间里面，主人公郭卡经历了十里店的蛮荒，在父亲郭镰刀以武力和暴力所赢得的“声誉”下艰难孤独地完成少年的成长；谨遵着母亲离开家以前说的：“你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离开十里店”，长大成人的郭卡考上大学离开十里店和父亲郭镰刀，在兰城工作、恋爱，并且竭尽全力抹掉关于少年生活的种种痕迹，然而命运开玩笑似得让他不断经历欺骗和失望，生活并没有展现出更好的一面，直到父亲郭镰刀出现在兰城，并卷入到郭卡与马斯丽、庞安、庞律师的情感纠葛中，最终以一个震惊全城的暴力事件结束了郭卡对于爱情和成为一个真正兰城人的所有幻想；郭镰刀死在警察的枪口下，出狱后的郭卡茫然不知所措“如今，我那对于文明与野蛮偏见一般的标准已经瓦解。当年，我遵循着我妈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终于离开了十里店，如今，有谁在能够给予我同样的教导，指引我，鞭策我，为我描绘出蓝图？我该如何如何在如何，才能离开兰城？我想到了我的庞安。现在，在我谵妄的构想中，最吸引我的庇护所，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拯救迷失自我的天堂，小说结尾处管生告诉了我关于庞安的成长 和她匪夷所思的爱情妄想症——郭卡、庞安、管 生，包括马斯丽，他们都是在茫然无措的孤独中艰难求生的年轻人，父辈和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可供参考的信念，他们只能任由自己变成青蛙，或者是蟾蜍。《蝌蚪》中的人物几乎全部都是悲剧性的，以主人公郭卡为核心，围绕在他周围的人分别以死亡、出走、发疯或是堕落来 对抗自己的命运。

在《战事》中，弋舟用海湾战争的爆发和萨达姆的命运与主人公丛好的成长相对应。丛好对战争和萨达姆的关注暗示着少女在青春期对于强势异性的心理期待，然而伴随她成长的异性们，无论是懦弱的父亲、顽劣的张树、文弱的小丁，还是物质主义至上的丈夫潘向宇都无法提供给她一个可供心灵栖息的完整世界。小说结尾处,丛好在电视中看到萨达姆被俘的画面，一场“沙漠风暴”的结束却是一个女人重新认知自我、心灵 走向成熟的开始。

弋舟小说的救赎意识在于他关注并尊重人物的内心世界，悲悯同情于他们不幸的命运、反思批判时代的病症，却仍旧对生活和人性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