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说集《刘晓东》印象

2014年7月，在兰州西北宾馆召开的甘肃文艺论坛上，一本包着塑料封皮的书在与会的一些人中间传递着，拿到书的人个个显得神色郑重。虽然不曾有幸得到作者的赠书，但一瞥之下我还是记住了那本书的名字：《刘晓东》。我尤其对书的封面的浅蓝色印象很深，仿佛它加重了那本书的分量。2015年8月，在兰州的一家书店里，我买下了这本书。一口气读完了书里的三个中篇小说，我觉得自己与这本书是有缘的。正如作者在自序里说的，书中的那个中年男人刘晓东，“披荆斩棘，正渐渐向我走来”。于是就有了以下这些阅读感受。

集子里的三个中篇小说在故事层面没多少联系，但在主题、基调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不仅因为小说的叙事者都叫同一个名字“刘晓东”，不仅因为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同一个虚拟的城市——兰城——读者很容易辨识出这个城市的原型，而主动将它与一个西北内陆城市对应起来。而是，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时代。就是这个词，将这三部小说统一起来。三部小说用舒缓、绵密的叙事，勾勒出以书名命名的这个男人：刘晓东。而且在自序里，作者也刻意强调了这个词：“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说到“时代”这个词，我还对2014年7月的那场讨论记忆犹新。在那次论坛的分组讨论中，有一个场次的主题是“悬浮时代的文学”。当时，这个论题引发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一个比较确切的判断：它是怎样一个时代？对文学而言，它是一个好的还是坏的亦或是不好不坏的时代吗？它是悬浮的吗?与会者各抒己见，但几乎难以形成一个一致的描述。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标准答案——这就是大家最后的答案。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肯定深刻地留在了每个人的思想里，它就像一朵形态奇异的云，静静地泊在我们的头顶，我们可以不去想它，但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在讨论中，还记得坐在我对面的小说家、《刘晓东》的作者弋舟，神情淡漠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每个时代的小说作家肯定和他的时代是紧张关系，对他的时代肯定有所批判。而这个时代就是如此，无所谓好或者坏，重要的是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要在作品里写出他的时代的东西。当时，感觉他的这个发言有点不温不火，觉得他有点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味道。读完《刘晓东》这个集子，现在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弋舟早已经有了答案，关于这个时代，想说的话他已经在他自己的小说里说过了。

《等深》：幽暗中明亮的疼痛

总体来说，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就是寻找一位离家出走的少年。一个“寻找”的主题，故事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找着一些什么。莫莉在寻找失踪的丈夫和儿子，周又坚在寻找关于这个时代的答案，少年在寻找正义，而主人公刘晓东在通过寻找朋友的儿子，寻找自己。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很重要，都可以看做是“核心人物”。借用小说中的那概念个来说，就是“等深”。失踪者周又坚，出走的少年周翔，失足者茉莉，叙事者“我”——刘晓东。其实，每个人物的身上都埋伏着一个可以独立展开的主题，四个人物在把小说往四个方向扯，但作者既固守既定的叙事线条，又在每个方向、做到了张弛有度，还保持了叙事的足够的张力，使得小说的行动层面与价值层面内容异常饱满。他写的是一种出了问题的生活，充满悖谬和乖张的现实。社会的溃疡面一触即发。但作者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处理。他引而不发，没有捅破脓包，没有让过分强烈的病态气息污染了小说的叙事。

失踪者周又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精神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的产儿。他对社会坚持强烈的批判、绝不妥协的态度。“周又坚绝不通融生活中刺耳的声音，他要用更加刺耳的声音去覆盖住噪声。”他不时发作的“癫痫”病应该具有隐喻的意义：“周又坚是有正义感和羞耻心的人，他生理上的痼疾，其实更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纯洁生命对于细菌世界的应激反应。”。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也放弃了对理想的坚守而改弦更张，选择了以一种屈辱的姿态去妥协，以一种堕落至无耻的方式去适应。这样的结局除了带给人惊愕之外，更是给人一种巨大的悲凉感。可以说，通过这个人物，作者给一个昙花一现的理想主义时代敬献了一曲挽歌。

茉莉是小说中的一个杂色人物，这个人物恰好是“这个时代”里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者，这是一个逐渐放弃原初的自我、渐进性融入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的过程。小说中，身为人妻、身为人母、同时也身为公司经理的莫莉，奔波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之间，追求所谓的成功，但备尝艰难。她也只能顺应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依靠女人原始的性别筹码去置换到某些生存资源，才得以使自己的生活更优裕一些。但她几乎付出了失去丈夫和儿子的代价，“人人都在偷窃着生活，她只是很不幸被逮住了而已”。她哭泣着反问：“在这个时代，我能怎么做？”然后，作者忍不住插入一段感慨：“她反复在说着‘这个时代’，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是的，这是在我们在大学时无法想象的一个时代。那时候，茉莉是一个将十字架挂在胸口的女生，是一个为了道义便可以去陪伴那位慷慨激昂的病人的女生，而在这个时代，她要一边做着经理，一边被爱。”在这里，作者当然道出了莫莉作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她不仅仅是种种社会角色，而且是一个人性中复杂的欲望混合体这个事实。

在出走的少年周翔的部分，小说写出了一个少年成长中一个尖锐的片段。一个十四岁男孩的阳光乐园被现实的一粒石子击穿。然后是突兀的离家出走，精心计划的报复，以及一桩被阻止的悲剧事件。这是这个小说中神经最细微疼痛最强烈的部分。与此相比，甚至理想主义者周又坚的沦陷也显得有些黯然失色。“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殊不知，眼前的这个男孩，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在他的比照下，站在‘十四岁’这根红线那一侧的我，才是一个凭直觉就永远拒绝着责任，永远乖巧与轻浮的劣童；而站在另一侧的男童，却响亮、郑重。他几乎有一种‘古风’，如此的气概，已经远离我们有多少个时代了？”——在弋舟的小说中，这样明确、动情的感慨并不多见，他似乎总是在回避类似的东西，而只是把自己的感情、立场和价值判断不动声色地埋藏在他的叙事中的。但在此处是个例外。整部小说中，对少年的描写并不多，关于周翔的所有的叙事都浓缩为“离家出走的少年”、“怀抱短刃上路的少年”两个光线明亮、强烈的意象，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令人忧伤的象征。但这一部分却是最有分量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是这篇小说内核中的一颗宝石。整个小说的质地、温度、深度、色彩都因之而加深。

而叙事者刘晓东，作为春风得意的年轻大学教授，却在生活中消沉、颓废、浑浑噩噩。小说一开始端出一个怪诞的情节：刘晓东发现他自己突然“失声”了——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不像他自己。失声源自失语，源自他对自己深刻的怀疑与绝望，他是这个时代的观望者、怀疑者，他观察的结果是将自我边缘化。但是形而上的悲观，并不妨碍他惯性般地延续着形而下层面上的及时行乐。就在人性几近虚无的时候，他看到了生活中明亮、坚定的一面，然后开始回归。但他的回归与周又坚的沦陷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就像两列火车交错而过，都在返程，但是恰好朝着各自相反的方向。在这里显现了弋舟小说的价值层面，其价值观是向上的。不管这个时代怎样，他的人物始终努力在坚守着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显然，弋舟在小说里表达了经历了社会转型和文化断裂的裂缝边缘上的一代人对这个时代的强烈感触，以及小说人物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诊断。流露了一代人对“这个时代”的巨大不适应感。这个时代“已经从骨子里粉碎了周又坚”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而且，这个时代还把“我”和茉莉这样的人改造成了虚无、自私、肮脏油腻的混世者。这个时代还逼着周翔这样的少年怀抱短刃上路。这样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小说的冷峻的现实批判意味。

《等深》无疑是三部小说中最精致的一部。除了“等深”这个物理学名词的所指具有的深刻的隐喻。小说好像一部舒缓流畅的乐曲，它在演奏着生活的一个部分。有些旋律触及到了生活中最激烈的部分，却恰到好处地从礁石的缝隙中滑了过去；有些部分触及到了忧伤与疼痛的部分，却来不及仔细咀嚼，旋律却又流向了别处；有时深沉，有时轻松，有时舒缓，有时激烈。就像这个奔流不息的时代，一切的伤感与批判都不能改变它的流向，你不可能终止，不可能停下来做点什么。存在的一切，都有它自己的出口和方向。

小说的节奏比较慢，作者用的力道比较大，所以叙事有些凝滞。但叙事也比较精致。是三部小说中“内功”最强的一个，也是作者“内观察”最深入、细致的一个，也是悲凉氛围最为浓郁的一个。有时，作者对事物微妙的变化细节，以及自己对此的观察和感受，有着近似病态的嗜好。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作者却耽溺于自己的心理感受，并且在醉心于玩味自己的感受而不可自拔。这种随心所欲甚至无关紧要的观察拖慢了、甚或是阻滞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但整体来看，这种观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是构成小说意味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小说有一个悖谬、错位的结尾，这个出其不意的结尾颠覆了小说此前的所有叙事方向，让一切瞬间充满了反讽的味道。这种反讽如此强烈，让我们除了惊愕，再也无话可说，最后满含泪水哈哈大笑。然后一再感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掩卷之后，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但是小说中有无救赎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还可以赎回什么？

《而黑夜将至》：夜与昼的背面

从故事层面看，这更像是一个惊悚小说，情节复杂，过程急促，基调忧伤，结局有些惊心动魄。

大学艺术系教授刘晓东因抑郁症缠身而想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时他遇到素昧平生的女孩、酒吧歌手徐果的求助。他接受了求助并自愿帮助徐果去讨回一份迟到的正义，用金钱支付的正义，也替社会赎回一份公道。但当他想尽办法达到目的之后，徐果却意外地遭遇车祸死亡。他把这一事件与老总宋朗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这个富翁制造的一起杀人灭口的事件。但是，经过了解，他得知的真相令他目瞪口呆。“追讨良心债”这是徐果精心策划的一件事。徐果并非是当年这起车祸遇害者的遗孤，而是与此并不相干的另一起车祸的受害者。徐果知道这一切，但是又策划了这次事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徐果这样做，并不是一起单纯的敲诈行为，而是为了爱情与感恩。她在临死前把这笔钱分作两份：一份帮助曾待她如母亲的音乐老师买房，一份帮助男朋友出国，另一份作为刘晓东代理人的报酬。她毫厘不欠地坦坦荡荡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获得这份钱的手段是一个阴谋诡计，但这笔钱花得却干干净净，有情有义。

在徐果的身上，刘晓东看到生活的不易与残酷。当像他这样的一些人因为无聊与厌倦、因为堕落而失去人生乐趣的时候，像徐果一类的另外一些人，却挣扎在更深的黑暗之中，在罪恶与生死的边缘，用生命一寸一寸地丈量着人生的长度与宽度。徐果像一只美丽的蝴蝶，独自穿越过最深的黑暗。“她曾在深圳、东莞那样的地方驻唱过，怎么赚到那么多钱，似乎不言而喻”。

在“徐果”这个女孩的身上小说揭示出新的一代人的一些复杂特点。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情感难以界定，难以形容。他们的世界全然陌生。小说中，徐果跨越隔离墩横穿马路的细节出现了多次。这个细节也是一种隐喻，它意味着徐果这样的女孩的一种行为方式，“这就像是漫漫人生路中一个个光彩熠熠的小机遇。他们抓到了，没有被车流剐擦或撞飞，走了个捷径。”这是这个时代里年轻一代的特征，他们追求捷径、直奔目的，而不在乎手段，不在乎违规。但是冒险的代价也是如影随形的。徐果没有因为自己讹诈勒索的行为受到惩罚，却最终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小习惯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仿佛是个冥冥中的提醒，又像是刘晓东这一代给下一代的一个忠告。

小说的重心返回到刘晓东，重要的是，刘晓东这个抑郁症患者在经历这件事的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意义破碎跌落的地方，捡到了意义的碎片，尽管这是残酷的意义。他在生活的残酷中得到了治疗。

刘晓东最终赎回的是他自己：从那种虚无与厌倦中赎回了自己，找到了一种存在的意义。但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眼泪与阴谋互相包裹着，罪与罚在互相缠绕着。这已经绝对不再是一个非黑即白、界限分明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抑郁症患者眼中的漫漫黑夜。所发生的故事，都像是在黑夜里发生的一切，让你看不清事物的颜色，轮廓。你必须拥有一盏灯，一双慧眼，才能看明白。

而更重要的是抑郁症患者刘晓东的自省：他抑郁是因为自觉歉疚，自觉有罪，他的罪感来自对自己母亲之死的负疚感，也来自对自己道德上堕落的自责。这是这个欲望时代里多米诺骨牌般的一连串复杂因果关系。“人的欲望很糟糕，可以和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

《所有路的尽头》：起点上的尽头

“所有路的尽头”，是一个哲学命题。小说的开头，故事里的人物在煞有介事的谈论“所有路的 尽头”与“不同的死”是否有所区别。给小说埋下了一个形而上的意义。

表面上看，故事讲述的是叙事者“刘晓东”在追寻一位普通朋友邢志平跳楼自杀的原因，最终辗转找到了答案，但这个结果除了满足了刘晓东的好奇心之外早已经于事无补。实质上，通过刘晓东的寻访，通过和几位当事人的谈话，逐渐揭开的邢志平这样一个普通人平淡无奇的生活下面隐秘的生命历程，叩问人性的某些密码。这才是小说的内核所在。

邢志平，这个有着平庸名字的男人，少年羸弱、天性内向、敏感、懦弱，在成长中经历过不为人知的创伤性体验；大学时平庸无奇，其后虽然不经意间进入社会的富裕阶层，但婚姻失败、重症缠身，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失意者。这些当然不是摧毁他的全部东西，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孤独者，他属于“某一类人”——那种具有艺术气质的人。小说先有意渲染这个人物的平庸，他所有的人生经历的平庸，而到小说的最后，却来了一个强烈的闪回——这个人物的自杀，竟然缘于幻灭。他死于对于诗歌的幻灭，对于他所崇拜的一个诗人的绝望。

孤独感作为某种代偿，让邢志平能够获得生活中的某些温暖，比如“车厢内突然明亮起来，因为车窗外正在下着细雨”；比如和刘晓东在一起过生日的“萍水之交”。而这些在他看来是作为生命中某些慰藉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又是那样暧昧、那样矫情、那样脆弱易逝。当然这些东西的幻灭也还不足以构成邢志平的死因；最重要的，是他作为那种视某种抽象的东西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的人，而这种重要的东西的幻灭，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说打开了灰色、平庸的人生中一些残酷的东西，让我们面对人性的种种复杂。这样一个平庸的人短暂的人生竟然和一个时代的一道最敏感的脉搏交集：诗歌，诗人。邢志平“生命中第一次远行，就遭遇了一位诗人。在那个时候，这不啻于是和一整个时代正面相遇”……他“得到的是诗意的庇护，足以抵挡糟糕、恶劣的生活。当然，也足以在其后令自己的一生被毁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中，“诗歌、诗人可以是一个普通人‘生命里重要的存在’，或者‘偶像与禁忌’，‘代表着一个时代与一种价值观’。” 这毋宁说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读者心中隐秘的诗歌史。邢志平不仅遭遇了诗人，也遭遇了爱情，致命的是他所暗中爱着的女神丁瞳竟然是诗人尹彧公开的情人，诗歌、爱情、友谊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美女丁瞳与诗人尹彧的结合，是艺术中的美与野性的结合，具有强大的原始本能的意味，这种美充满狂野的激情，但也极具破坏力。阴差阳错地卷入这样的激情，是邢志平的不幸，但他将之看做是他平庸人生中闪光的片段。然而他的天性还不足以承载和驾驭这样的生命能量，却反过来被其毁灭。诗人尹彧是他的性格的一个强大的补充，在新的时代里，尹彧的沉沦，意味着他生命能量的坍塌、消失。当中年的邢志平无意中得知他大学时代全身心崇拜的诗人尹彧竟然算不上是重要诗人，无缘进入当代诗歌史著作时，他的精神殿堂倾塌了。这直接导致了邢志平的自我毁灭。

在这样的观察中，邢志平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了。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里某种行将消失的东西，这是上个世纪那个昙花一现的疾风暴雨般的理想主义时代的最后回光返照，也是人性中一些阴柔之美的东西的灵光一现。

间接的，故事也折射了诗歌历史的残酷性。它让我们看到，诗歌是如何曲里拐弯地点点滴滴地渗透到当代生活中，与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发生怎样的交集关系，也和人性的某些复杂甚至阴暗的东西如何纠结不清。再间接地，作品缅怀了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这部小说潜在地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对一个短暂的、但又是特殊的时代（也许称之为“年代”更为准确一些）做出反思。他在历史的片段中发现了更为短暂的片段，或者称之为一个缝隙或者折口，但这个缝隙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这或许是这部小说的特殊意义所在。但作者对这个敏感问题做了足够谨慎的处理，他只是折射了那个年代的特殊文化氛围，而没有正面触及那段历史。也许，与这段历史的交集，是解析所有他笔下人物人生逻辑的的重要密码。

“我们都曾站在时代与时代交替的那个关口，世界骤然折叠，而我们，都不幸漂泊在了对折之下那道最尖锐的折口之中。”（《所有路的尽头》）

“没有这种假设。这一生，我注定失败。——这几乎是对一代人的宣判和指认。”（《所有路的尽头》）

对于那个时代，需要重新做一些反思。那是一个全民陷入了文学的迷狂的时代，对于诗人盲目的膜拜是这种迷狂的表象之一，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膜拜中迷失了自己。中了理想主义的毒。邢志平不幸陷入了理想和情欲的双重纠葛与迷乱，在这样的混乱的旅程中，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生启蒙，那是一种极端状态下的迷乱的启蒙，成为笼罩他一生的阴影，成为他人生悲剧的根源。从一个侧面，我们也看到那个年代所标榜的理想的孤高、道德的纯洁，与人的本能欲望是如何地激烈冲突着。中年男人邢志平所罹患的妇科恶疾也是一个隐喻。在时代的纷纭变幻中，这个被众人所嘲笑的“弱阳性男人”，一个人身体里固有的潜在的不同性别取向，作为一种人格抑制，作为一种道德惩罚，最终被扭曲变形，成为人性迷乱的表征。

由此，我们也知道，那个飓风一样掠过的时代，对一代人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的影响？80年代的气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经久不散。由此，小说也反思了那个时代。“他背负着一个时代的谴责”。

刘晓东和邢志平一样，也是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中过同样的毒，受过同样的伤。只不过，刘晓东把自己的伤毒埋在骨子里，成为一种内伤、隐痛。他靠酗酒来麻醉自己。邢志平的伤毒浮出精神的水面，弥漫在他的身心，并且最终恶化为体表疾病。作为从那个年代一同走过来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刘晓东、邢志平、丁瞳都是同一类人。后两者都是刘晓东的另一面，是他精神上的“兄弟、爱人”。

小说中的人物都不够好，也不够坏，就像一种黯淡的、可疑的漂浮物。作为一种存在，还没有达到价值批判、伦理道德批判的边界线，也没有特殊的美学意义。

小说只是状写了某种人生的存在状态，言说了当代生活的某种复杂性。而其对主人公刘晓东的叙事显然明显有所增多。在这篇小说中，刘晓东是值得分析的。某种意义上说，邢志平可以看作是刘晓东的另一面。不论是刘晓东，还是邢志平，都是内心有严重隐疾的人。这种隐疾，还带有时代的瘢痕，可以说是时代的变幻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内心烙下的印迹。

当然，这个中篇也写的非常精致，尤其是叙述的从容与老道，那种游刃有余的调侃，那种意味的分寸，那种徐缓有致的节奏，那种滴水不漏的情节逻辑。

《刘晓东》：雾霾深处的眼睛

三个故事里的刘晓东，都是有所恃的：《等深》里年纪轻轻就做了大学教授。单身，却艳遇不断；《所有路的尽头》里的成名画家。移民国外，加入新西兰籍，在国外成家立业。《而黑夜已至》里，他是政法大学里教艺术史的教授，画家兼美术评论家。可以说，三部小说中的刘晓东，在物质方面衣食无忧，过着悠闲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但是在精神方面他们却有严重的疾病：《等深》里的“失声”。《而黑夜将至》里的抑郁症患者；《所有路的尽头》里的酗酒者。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对生活感到虚无与厌倦。他们生于二十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那个年代”。他们没有生存的压力，却有很深刻的“存在”的压力。他们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却宁愿过着随波逐流、醉生梦死的生活。可以说，他笔下的大多数人都处在这样的状况。他们观察社会，也观察自己。总是在自省、自嘲、自我诊断、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完成的过程之中，但是他们又懒得去改变现状，对当下的生活意义虚无化。眼前的生活，永远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生活永远在别处。因此，他们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他的小说里的“刘晓东”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群体。

在刘晓东们的“这个时代”里，诗意被剥夺殆尽。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惊愕、悖谬。生活真的变成了米诺斯的迷宫。你从一个地方出发，不一定还能回到原点。而且还会迷失。所以，到头来，只有无尽的愤懑。还有绝望。你想抗争，却找不到对手，一切都很庞大，像个无比庞大的怪物，庞大到你无力与之搏斗；一切也很虚无，虚无到像面对一大堆雾霾，无处着力却无处不在。

当然，在故事的层面上作为刘晓东们的对立面的，三篇小说中都有一个大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是刘晓东和他同一个阶层的人物的对立面。它庞大而无形，冰冷而有力，是人性与人情的对立面，是秩序与规则的操控者也是跨界者、破坏者。小说中的人物试图对其进行一种孩子气的袭击，就像一个孩子用弹弓去袭击大象，石子却往往被悲剧性地反弹回来，把自己击伤。大公司“囊括了这个社会的几乎一切暴利行业。”“大公司”也是一个隐喻。如果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漫无边际的感受性词汇的话，“大公司”就是时代的一个强有力的具象。它是一个强大的存在物，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在个人生活中投下抹不去的阴影。

在不同的小说中，刘晓东是一个未完成者，在每部小说中代表这类人的一个方面。这个人物在单个的小说里面目不够清晰，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完整、清晰起来。他是叙事者，同时又是观察者、分析者，代言者。在将其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解读中，他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视角、他的感受、他的体验。“刘晓东”们始终在观察自我、分析自我、判断自我；当然也在观察社会。不过，他们所观察的是被社会的强大逻辑所忽略的那些细枝末节。他们固执地认为，某件至关重要的事物的答案就在那些被人所忽略的细节之中。人物的自我分析，可以看做是作家的自我治疗。对社会的分析，可以看做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

此外，在弋舟的叙事中，我们隐约感到某种潜在的情结：中年男人的自我迷恋与自我欣赏。衰老，或者正在走向衰老，作为一个普遍化的人生境况，其实是往往被忽略的。而对衰老的各种恐惧，已成为男性写作者普遍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潜在主题。各种故事和情节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方向或线索。这是原初的恐惧，根深蒂固。然后，是把握、掌控世界的能力的迅速失去，或想象性获得。权力、性、金钱、暴力。而道德显然已经低下。在许多作品中，道德上的孤高与完美，是与衰老与无力，与失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许多人物，年龄已将他放置在道德的某种框线之内，却要做道德上的越界者，或破坏者。做“反年龄”的事：或者回到青春期、叛逆期；或者做一个超人。每个故事里的刘晓东身上，无疑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有什么意义呢？他是这个时代的一根敏感的神经，让我们感知存在的痛苦和疼痛；他是这个时代连接上一个时代的一条脐带；他还是这个天下雾霾时代里一双可以辨识方向的明亮的眼睛；他是浑浑噩噩里一份难得的清醒；他是这个时代的善良与邪恶之间的一幅粘合剂，他是变化莫测的时代里的一副稳定的元素。他向我们走来。他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