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心灵和关注现实

　　阿来的《瞻对》因为零票落选鲁迅文学奖而引发出不小的风波。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阿来的《瞻对》恰恰因为不符合传统“报告文学”的行业内标准，才成就了一篇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和作家以往的《尘埃落定》《空山》等小说作品一样，这部纪实文学的着眼点仍在藏民族在近现代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之上：名叫“瞻对”的这个弹丸之地，自雍正年间及至民国，其归属权在各方势力的纠缠交错中摇摆不定，直到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解放了这块“铁疙瘩”。之所以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炼出来详细解读，恐怕是因为在阿来看来，瞻对的变迁历程更能说明一个民族在历史巨变中的坚忍和精神诉求。和阿来的小说一样，《瞻对》在实质上是一部关于心灵的史诗。

　　而在2014年，另一部有着类似精神关怀的非虚构作品是丁三的《精卫填海》。这部连载在《当代》杂志上的历史题材作品，以汪精卫为切入点，以典型的文人情怀还原剖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坛各种角色的心理变化：统帅与将领、英雄与汉奸、武人与谋士、肉食者与草芥……和以往许多意在“博人眼球”的作品不同，作者无意重讲历史或者给争议人物半遮半掩地“翻案”，而是怀着更大的是非观念和情怀，温习了一遍中国人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时的抗争精神。对于这样的作者而言，历史的温度来自于历史中人的心灵温度。

　　如果前两位作家是在史实中关切人心，作家弋舟的纪实文学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径，从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孤独入手，铺展开了令人心惊的现实问题：由于农村的凋敝和空心化，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陷入老无所依的境况。虽然新一代作家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感性、内敛，但在基本的写作精神上，这样的作品还是延续了八十年代以来纪实文学的强大传统，也即希望通过诉诸文字的表述来对社会现实发言。在这种写作的逻辑中，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文学的迫切性也集中在“改造世界”而非“认识世界”的层面。从近年的《蚁族》等社会学调查报考开始，类似的任务越来越转向由新闻工作者或者专业的研究者完成，然而当作家再一次不可遏制地“越俎代庖”时，却发现文学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力仍是无法替代的。

　　关注心灵与关注现实，不仅是2014年，也是长期以来非虚构作品侧重的两个维度。这样的分野当然与作家的兴趣和写作时的心境有关，但也标志着文学在处理现实题材时的两种层面上的问题：它擅长做什么和想要去做什么。前者是文学的魅力和特性，后者是文学的苦心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