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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日报》2013年12月31日

弋舟：燃起人间烟火

□翟文铖

　　弋舟无疑已是国内“70后”作家群体中最为优秀者之一，其作品极具先锋性，内容繁丰，形式诡异，三言两语难以尽述，但就叙事模式而言，却有一个显明的共性：大部分作品都包含着犯罪叙事。他的小说以犯罪为切口，为我们洞察社会人性的种种病灶提供了有效视野。

　　弋舟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创作，他的犯罪叙事带有鲜明的批判意识。“70后”被称作没有历史的一代，但弋舟的不少作品却涉足历史。他承续了晚生代作家身体叙事的传统，以此窥视历史的奥秘。《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锦瑟》中的主人公，都因肉体的欲望充满了罪感，投射出了社会、文化和人性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但最尖锐的锋芒却直指中国禁欲文化。弋舟从身体角度审视历史，由此揭示了历史的一个暗诹。

　　弋舟另一个集中思索的问题是痞子文化。他有多部作品涉及于此，从总体上看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十分深入。《我们的底牌》借曲氏兄妹的成长写出了痞子化的社会根源，可以说，这个作品为我们暴露了痞子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拉开了弋舟书写痞子的序幕。弋舟笔下的痞子形象可以构成一个系列，除上述人物外，《战事》中的张树，《跛足之年》中的瘸子，《雪为什么会融化》中的李老板等，都属此类。痞子横行，历来都是扰乱下层民众正常生活的严重问题，文学感应着社会，中国文学史中本有一个痞子形象谱系，部分新生代作家对此也颇感兴趣，如果把弋舟笔下的痞子形象放入这个谱系加以考察的话，其价值在于不仅写出了痞子滋生的文化土壤，而且反映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没落的趋势。

　　在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弋舟还把目光投向当下的底层社会。弋舟笔下的犯罪叙事承载着苦难，但却不是简单地叠加苦难，而是赋予苦难以丰富的精神内涵。《鸽子》借助一桩血案，揭开的是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裂痕；《天上的眼睛》中，弋舟更为关注底层人物的灵魂挣扎，在生活不断破碎的过程中，主人公的道德观念被丑陋的现实一点点绞杀，灵魂之光日渐暗淡，在此层面上，这个小说已经超出了一般底层小说为写苦难而写苦难的局限，由“苦难在事”的境界跃进到“苦难在心”的境界；不仅如此，在作品的最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苦难并未消磨掉“我”人性深处的挚爱，由此达到了“在苦难中爱”的至高人性境界。这篇小说篇幅并不算长，但却实现了“苦难在事”——“苦难在心”——“在苦难中爱”的三级提升，最终让人类精神的光辉穿透了苦难，写出了人性中至深的大爱和至善的慈悲。弋舟的底层叙事不多，却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层次，关键在于他借助犯罪这种极端形式，赋予了苦难丰富的社会人性内涵。

　　透过犯罪叙事，弋舟反思历史暗诹，批判文化弊病，暴露现实问题，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很显然，弋舟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认同的，他怀抱人文情怀审视社会与人生，甘做时代的“牛虻”，试图以痛楚的叮咬敦促昏聩的人们警醒。

　　弋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精神，但是，他绝不图解教义，而是借助宗教文化把他对人生、人性的思索引向纵深，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文化赋予了他自觉的宿命意识和深沉的悲悯情怀。在弋舟的一些小说中，犯罪事件带有形而上的意味，纯然是强大命运的化身。《谁是拉飞驰》中的“拉飞驰”，躲不掉，打不赢，极端暴戾，最后把“少年”杀死，“拉飞驰”可以解读为命运，它不过是以犯罪的方式现身。与之类似，《所有的故事》中的犯罪也带有形而上的味道，爱情，婚姻，事业，忠贞，友谊……那些“我”以全部的生命投入其中的东西，顷刻之间无限贬值，一切都被彻底颠覆，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命运借助犯罪行为君临而至，露出最为狰狞的一面，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踏平、碾碎，而世界不可理喻的荒诞性也在此刻暴露无遗。以上两个小说的犯罪叙事主要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在现实层面上的内涵我们无需纠缠。《鸽子》这个作品则不同，犯罪事件同时具有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意义。一次犯罪，在实在与虚幻之间接合，杀人者带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疯狂，被杀者带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虚妄，一重一轻之间，文本获得了足够的张力；一次犯罪，不仅拥有心理分析的深度，拥有现实批判的力量，还带上了形而上的意味，因此这个小说显得格外深邃。

在弋舟笔下，犯罪事件成了人与命运之间的窗口。这个窗口是朦胧的，透过它，我们可以遥望命运的身影，却无法勘破它的奥秘。但是，只要肃立在这个窗口前，我们就能收敛那颗奢望僭越的心，真正领悟到作为人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卑微。也只有领悟了人的有限性，明白命运就是他的边界，我们才会在命运划定的舞台上切实表演。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弋舟的部分小说带有很强的宿命感，正是由于这种对命运的敬畏情绪，让弋舟对生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并产生了浓重的悲悯情绪。

　　即便是罪犯，弋舟也从不把他们妖魔化，而是当作普通人，写出他们的性格逻辑。沈从文认为，写小说要“紧紧地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一直把它奉为创作圭臬。弋舟的小说就是“紧紧地贴到人物来写”的，他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能深切理解人物的生活逻辑、思维逻辑和情感逻辑，因此就有了同情感。张爱玲的一句话说得好：“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在理解的基础上，弋舟给予他笔下的弱者以极大的关怀，其惋惜之情、沉痛之感跃然纸上。

　　批判意识、宿命意识和悲悯意识，大致可以概括弋舟犯罪叙事的思想特点。对于当下小说创作而言，弋舟笔下的犯罪叙事在审美层面上已有其独特贡献。就弋舟而言，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赋予了他世俗关怀的责任感，由此他能“入乎其内”，在作品中燃起人间烟火；而宗教文化的影响又赋予了他超越尘世的胸襟，故能“出乎其外”。或内或外，收放自如，因此他的作品不仅生气盎然，而且自成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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