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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国艺术报》文章名改为“70后”写作的“惑”与“不惑”

或者，这一次是恰逢其时

——关于“重新发声，70后”

弋舟

    以“某0代”来指称一个写作群体自然不免被人诟病，但无可置疑，这种囊括式的分类方法，在文学批评上又具有明显的便利和其内在的合理性。即使写作者在大部分时候会否定这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归类，但在根本上，他们亦有理由暗自认同这样的归属，譬如以国籍、地域来标识作家的群体——西北作家、南方作家，乃至美国作家、中国作家，谁又能逃脱抑或愤然于这样的一笔划定？这时候，写作之事“一个人”的性质，要汇合到“一群人”的蓝图里。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更加自觉和迫切的身份认同，甚至更加具有自我期许和个性的自我强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划分，在我们当下文坛纷杂的喧哗中，的确有效地区别出了不同的声部，并且已经被广泛地使用。

    作为这种概念的发端，“70后”是最先被指称的一群。1998年7月号《作家》杂志率先以“70后”的名义让一批 “美女作家”集体亮相，这项原本严肃的文学举措，毫无余地，被纳入了商业社会粗鲁的调门里；其后，便有了《芙蓉》的“重塑70后”，所谓“重塑”，当然意在对既往的拨乱反正，遗憾的是，最终依然难逃时代的裹挟，加入到自己立场的反面。当这个写作群体，一再以“生物年龄相仿佛”的名义被拉出去祭旗，又反复被时代风尚浩浩荡荡地席卷到莫衷一是的态度中去，弹指之间，已是青春迟暮。

    如果严格以代际划分，2010年，对于“70后”这个写作群体，意味着他们将次第步入“不惑之年”。当他们仍然被称为“青年作家”的时候，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即使那种“过不完的青春期”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气质，也已经是在勉力揪住青春的尾巴了。

    前堵后追的局面依然。前面的庞然大物们似乎更加庞然大物了，后面的“00后”杀将上来，几乎已经是指日可待。当然，这样的局面本是生物演进的自然规律，任何一代“0后”们，都躲不过这样的夹击。但是，纵观我们当下的文学格局，“70后”的确有其特殊的现象堪可研究。我们能否这样说呢——“新时期”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抑或追至新文学运动以来，“70后”一代，在写作者的规模上，已经成为了最为庞大的一支队伍？显然，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结论作出统计学意义上的准确运算，但是一些不争的事实，似乎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假定：即使我们仅以文学图景这样一个微观的视角来考察，依然无法否认，上世纪80年代之际，我们的文学生产与文学际遇，都出现了百年未有的新气象，中国文学经过几番毋庸说明的历练与淘造，生命力骤然勃发，这种“骤然”与“勃发”的体现者与获益者，恰是“70后”最近的上一代人，“70后”一代，这条生物链上紧随其后的一环，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催化而出的。

    当年的那番“骤然勃发”，如今已被理性地重新看待——其时，文学似乎超出了它的正当待遇——如果这种梳理与反省不谬，那么，“70后”便是一代被过度感染出“勃发”之气的继承者。他们是上一代人过度繁殖的结果，对于文学的理解与盼望，都不可避免地接续了上一代人的经验。就好比，上一代人骤然以卖葱获得了生命的舒展与荣誉的加冕，下一代人便不可避免地群起效仿，然而世风一变，卖葱重新落实到了它本来的面目，新的时代亦是“骤然勃发”，成为了卖蒜的时代，于是整整一代的跟风者，他们的声音，于上下而来的“骤变”与“勃发”之间，霎时喑哑。

    文学之事，此消彼长，从来不会戛然而止，但相信没有哪一代人，会被前辈们的畸形得势怂恿和鼓励出如这一代人一般庞大的文学实践者。前辈们已经借势成就了自己，后辈们无论如何，都算是“卖蒜时代”的宠儿，那么，“70后”的时代在哪里？——在对于前辈们的膜拜里，在文学方法艰苦憔悴的自我学习与训练里。当膜拜与自我锤炼消散与完成之际，新的时代却已经翩然来临。

    于是，这一代写作者，发声伊始，便夹在合唱团最为尴尬的那个声部里，偶有亮嗓，还往往被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假唱，似乎领唱的地位，永远遥不可及。论资排辈，当然不是文学的标准，没有理由将哪一代写作者视为庞然大物的必然接班人。然而，整体性地被浪潮淹没，这里面必定是出了问题。

     “淹没” 在这里是一个特指。这代写作者的命运，恰是我们文学语境中文学刊物的命运。文学刊物在我们有特色的文学机制中，起着几乎堪称脊椎一般的支撑作用。这代写作者的写作，几乎毫无例外，始终被绑定在文学刊物的生产方式上。他们是被文学刊物引领和规训的最后一代，如今，也是这个机制最死心塌地，最莫可奈何，最广泛和最可信赖的填充者。但“填充”的意义，似乎和那个“被填充物”一道在日益消减。

    相信保守的估计，今天我们数以百计的文学刊物，是由这一代写作者撑起了半壁江山。然而吊诡的是，相对于这样的规模，这些支撑着今天依然有其重要意义的文学机制的写作者，却在被麻木地消耗。这个集体始终是这所大厦的墙体，不是梁柱，起码没有被当做梁柱来看待。他们是大厦最密集的砖瓦，是水泥，是沙砾，尽管部分地露在外面，乃至扮演起装饰墙的角色，但绝大多数始终限于被使用的境遇。此种境遇尴尬如斯，乃至当我想要开出这一代写作者长长的名单时，却只有打消自己的念头——我不能肯定，当我将这些密集的建筑材料一一罗列，对于这一批人，不是某种令人伤感的冒犯。

    和文学刊物一样，“70后”这一代写作者集中体现了我们文学生产机制中的所有优势和问题。他们的声音，堪称经典咏叹的余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站在既定的文学史的立场上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因了不可否认的整体修养和生物延续性所规定的秩序，他们的声音亦是为下一代歌者们开路的初啼。然而随着其后蛮横跋扈的断裂与颠覆的展开，他们似乎天然地成为了保守分子。面对市场，面对被消费者拣选，这一代写作者一如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刊物，注定显得不合时宜起来。

    致命的是，作为一种机制，适时调整自己，总还是有其可被理解的灵活性，但这个机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往往却难以为继。不可否认，多年来训练而成的“刊物倾向”，已经多少损害了这一代写作者的文学品质，当自由写作在他们身上得以初步实现的同时，那种先天的“效忠”感，却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写作中暗自流布。当文学刊物频繁向那些实为自己本质上的瓦解者摇动橄榄枝、频繁灵活地调整自己审时度势的姿态时，这一代写作者便不可转圜地腹背受敌了。他们的“气候”无所依傍，他们的“气候”完全有待自己忍韧地跋涉。于文学而言，这或许是好事，“70后”就是文学虚胖消肿的那一个过程，就是凌空虚蹈之事落地之间的那个落差，他们之中质地最好的那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淘洗，必定会秉承下来文学之事最本质的那些所指，在体察了世态的炎凉与尘世的颠簸之后，最终恪守住这个行当那种对于世界的宿命般的“敌意”。

    2011年，《青年文学》重新竖起了旗帜，开设“重新发声，70后”栏目。这个栏目的意义在于，以一份严肃文学刊物的阵地，为这一代写作者再次提供亮嗓的舞台，或者，以一份严肃刊物的立场，来对他们、对我们的文学，进行一次褒奖般的补偿。这一次的登场，有别于以往。“70后”们如今并不缺乏所谓的舞台，大厦依然，砖瓦水泥不可或缺，那半壁江山一般的偌大地盘，充斥着他们的声音。于是，《青年文学》的这个舞台，必然有其特殊之处，否则何言“重新”？当刊物以“重新发声”来确立自己的栏目时，便是以文学的眼光看到了“70后”们那些规模宏大的声音的无效，确认了当下这一代人马最多、审美趣味最为芜杂的写作者，对于传统与经典偏执一般的敬意，并且诚恳地意欲以一种互动的方式，让刊物本身与作家相互纠正与宽容，让这批在多年的妥协与倔强之后，仍然用低沉的声音持续发声的作家，再一次任性地写作。

    此举的意义还在于，我们的文坛终于开始盘点和清算，释放出了严肃耙疏的信号。我们的文学刊物，在历经了周折之后，再一次具备了自信与自尊的态度。

    颇有意味的是，与之并列，《青年文学》同时开设了“新青年，80后作家作品连展”栏目，如果这两个举措的初衷得以相对诚实地落实，不啻于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检验样本。在一种恳切的、“非PK般的”郑重之下，鼓励、甚至怂恿庞然大物之下一辈写作者们一展真实的歌喉，这样的文学刊物，便是恪守了文学的道德。

    “70后”，这一代写作者的歌喉已经日趋沉着，市场那双无形的大手已经不屑于再来拨弄他们——连“80后”们都已在惆怅地将自己视为了弄潮儿们浪涛之下的无奈者了。“不惑”之人们已被排除在了“规律”之外，不再有被操弄成“超女”与“快男”的幸运。而且，他们不惑的文学操守与审美趣味，当能令人信任，信任他们再次发声之时，必定会郑重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音符。

    或者，这一次是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