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在绥远

绥远守将是傅作义，早在长城抗战期间，日本人就见识了绥军的善守，因此他们在“攻”之前，还是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在绥远的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傅作义打交道的是羽山喜一郎，时任日本驻归绥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是很张扬的。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长李英夫派到羽山身边。

李英夫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旁边也派了个特务。

几个回合后，羽山的行动不仅被傅作义所掌握，还牢牢地控制住了。

日本人搞情报，最喜欢使用以华制华的方式，通过花钱收买中国人，去帮他们打探消息。羽山要剌探傅作义及其绥军的情报，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法子。

傅作义盯住了“羽山公馆”。

这个“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开展“工作”，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几个，需要盯的人少了。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人一旦出了“公馆”，就沓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

还是本国人可靠。

可靠或许是可靠，但不济事。

日本想在包头建一个飞机场，绥远政府不同意。羽山便派去两个日本浪人，自己雇了一些工人，想硬性上马。

知道羽山那里缺工人，傅作义便很“通情达理”地主动送了几个“工人”过去。

这几个“工人”都是便衣宪兵，他们一进去就捣乱，以工资晚发为理由闹起了“工运”。

那两个倒霉的日本浪人就这样被逮起来，绑在电线杆上揍了两下。令人捧腹的是，这两个家伙不会中文，勉强会得两句，却不知道怎么用，被揍之后，还连声说“谢谢”哩。

羽山把浪人领回后，虽然又气又急，却无计可施。

谁让现在“工人”少，难伺候呢。

看到羽山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起色，板垣来了。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认为自己比下级们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说，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可以以傅作义为首，日本将会予以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

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做何处置。

傅作义毫不犹豫。那就打，我决不会有丝毫退让。

话说到这儿，板垣就只好起身告辞了。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看书吧，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让他哪来的往哪去。

继察哈尔之后，绥远周边也狼烟四起，危机重重。

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的老蒋不会不明了日本人的用心。早在这年春天，当阎锡山恳求他出兵山西时，他就一口应承下来，并且一下子就抽出了中央军5个师入晋，其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既要对付东征红军，又要防备日伪军进入绥远和山西。

当时老阎还希望老蒋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绥远，但后者却迟迟未动手，原因是老蒋作出判断，日本该动手了——不是对山西动，而是对苏联动。

蒋阎二人，一个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另一个却只能做做山西的“土皇帝”，缘于两人站的角度和看问题的眼光就有很大不同。老阎看到日本人一个劲地朝绥远和山西拱过来，着急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老蒋却看到，日本人着急着西进，似乎还大有深意。

他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反赤”，打苏联吗，这是不是要通过绥远，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呢？

那位说了，咱们不是决定“联苏制日”，而且已经跟苏联人讲好，要签约了吗，怎么又动“苏日混战”的歪歪念头了。

无它，形势又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