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统制派“盟主”永田铁山

面对空前紧张起来的华北局势，南京的汪精卫除了翻来覆去念叨：额滴个神啊，就只会急得在房间里打转转。

蒋汪蒋汪，“蒋”在哪里呢？

他在西南，正忙着“剿共”呢。

这时候由于罗文干辞职，汪精卫自己兼任了外长，但这位仁兄平时夸夸其谈虽有一套，论起办法来却没有多少。

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驻日大使去找日本外务省交涉。

可是广田一听到这个事，便好象跟他浑不搭界一样，马上就一退老远，连连摆手：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我可管不了，那是军队负责的，你找军队吧。

然而，陆军省也早就发了声明，说“河北事件”最好还是由当地驻军解决比较好。

一推再推，转了个圈，竟然又都集中到那个假冒的“代表”酒井那里去了。

外务省选择回避与此时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瀛三岛就刮起了一股旋风，名字叫做“国体明征运动”。

它的斗争矛头是冲着“天皇机关说”去的。

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曾有过一个广泛共识，认为统帅权应属于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作为代表来行使这个权利，这就是“天皇机关说”的由来。

尽管这个所谓的“共识”仅仅存在于学术圈子，在圈子以外早就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个范围的人予以坚持和认可。

但是经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被彻底打入死牢。日本犹如进行了一次“无血政变”，以“天皇机关说”为依据的仅剩的一点立宪思想被扫地一空。天皇的权威得以无限提升，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军队也被推到了一个无人敢得罪的地位。

就像大白天捡到金子，天皇自然是乐在其中，任由军队在外面胡作非为。

裕仁起初在听到华北事件频发时就明白，这里面中国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完全都是他下面的军人们挑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年长城战役时训真崎那样，对华北军人的“非法行动”说上哪怕一句半句。

责任竟然被推到了侍从武官长身上。

据说是这个武官长“规劝”的：国家大事要由内阁处理，天皇不应“干政”。

“陛下”于是就不再言语，转过身玩他的考证去了——这位老兄业余是个生物学发烧友。

令人无语的是，在“河北事件”尘埃落定，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后，这时候裕仁又出来了，他在接受中国呈递的国书时，还假模假式地对自己不能制止华北军人的所作所为，含含糊糊地表示了那么一点歉意。

用意不外乎是向外界表明，那些坏事都不是我干的，我还是个好人，只不过不能劝阻手下罢了。

真是有够滑头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内阁处理”云云都是假的。冈田内阁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虽侥幸未倒台，但早已是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再对军部说半个不字。

而陆军省的理由，则与中方一直未在华北交涉上完成地方向中央转换有关。

地方交涉迟早要出问题，这点黄郛早就想到了。在“河北事件”没有发生前，他就坚持“枢纽全在中央”，撤消派出机构，由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常态，进行直接交涉。

因为华北的对手不是一般的对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那是两匹野马，整天变着法都想找点事出来。

相对于它们，日本政府包括陆军省毕竟还要相对克制一些，也能在其内部对军队起到一些牵制作用。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汪精卫却过于迷信广田的“协和外交”，一味只知道打压国内的“反日情绪”，以为退让即可换得两国关系的好转。这种驼鸟思路为他后来“和平救国”埋下了种子。

在黄郛南下后，他以为华北暂时的风平浪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所以连必要的防范和外交策略的转换都没有去做，乃至于情急时竟然遇到了连外交对手都找不到的窘境（“至对手方，亦寻不著”）。

于是，没办法的汪精卫只好交给何应钦一个办法：你自个看着办吧（“令何应钦主持应付”）。

此时何应钦面对的可选项并不是很多，“最后通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

要想避战，看来只有一招了——丢卒保车。

何应钦咬咬牙，首先让两个人辞了职。

一个是曾扩情（黄埔第1期），一个是蒋孝先，前者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后者是宪兵团团长。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两个机构：政训处和宪兵团自然也不能幸免，解散的解散，撤掉的撤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事情就应该到此结束，那样中央的势力仍能驻足华北。

日本军部一直在观察动静。

在从驻华使馆获悉中国作出让步后，他们决定由陆军省出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参谋次长杉山元、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陆相林铣十郎，日本陆军中说话最有份量的三个大佬都聚齐了。参谋本部的与会人员中，除了“傻瓜元”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统制派“盟主”，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

会议上这帮人自然都要发表高论，哇啦哇啦地嚼了一通舌头后，汇集到一点：“河北事件”是否可以适可而止了。

杉山元说：不行。

这位老兄本来对酒井竟敢“矫诏”办事尚有那么一点想法。后来一瞧，怎么着，还真弄出一点眉目来了。看来后生可畏啊。那么何不穷追到底，把“华北工作”再做出些成绩来呢。

可光他说不行没用。因为这时候日本的军界，是统制派的天下。

得听统制派老大的。

永田一语定调：平息事态吧。

那意思就是，好了，支那人出血已经出的够多了。为今之计，还是先把这些好处消化掉再说。

他弄了一个“必要项”，一个“希望项”。

已经得到的好处，全部放进“必要项”。

酒井提出的其它七七八八要求，都被扫进“希望项”。

既然是希望，那就不是必定要做到的，得看中国人有没有这个“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