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47）

    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
    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剌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
    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别是搞情报迷了方向，被熊瞎子给叼走了吧。
    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就是在这一趟“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
    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
    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
    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
    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诺基亚，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
    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了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
    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
    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
    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
    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
    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
    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
    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
    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
    此时的东北大地想不出点事都难了。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乃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
    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
    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
    之所以要选这一天，那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此时正是秋熟之后，东北各地的庄稼刚刚收上来。没了青纱帐遮挡，可以保证部队行动的效率。
    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认识到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赖在中国军队头上。
    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
    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发动直接进攻，而非要嫁祸于人呢？
    石原考虑的很精细：除了欺骗外界外，还得蒙过军部。
    根据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未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是没有擅动军队的权利的。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可先进行便宜处置，然后再报告。
    如果中国军队把铁路都给炸了，情况还不算“紧急”吗？
    为了助石原成事，有人还特地给他送来了大炮。

         中村事件遗址，当年气氛已不可寻觅

      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九一八”将从这里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