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开拓者陈传康

蔡运龙 王恩涌

著名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传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7年10月5日上午6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我们哀思缕缕，感慨万千，全且借此文表达对这位良师、益友和学术巨匠的悼念，同时也让世人更多地了解这位地理学家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

一、地理学主流派大将

地理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拥有涉及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众多分支。然而，综合地理学（或称统一地理学）仍是地理学的主流，因为人类社会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钱学森语）。显然，综合地理学研究需要雄才大略，这就使很多人望而却步，真正能坚持这一主流方向并有所建树的地理学家并不多见，陈传康就是其中一员大将。

他始终不渝地倡导综合地理学。早在1963年，他在“地理科学的综合方法及其意义”一文中就指出，地理学的综合方向包括：部门地理学的综合方向；综合自然地理学和综合经济地理学；地理科学的综合部分；地理科学与其他科学更广泛结合的综合方向（例如区域综合开发和改造中的地理学工作、地球科学的综合方向、与历史文化学科结合的综合方向）。他在70年代末发表了“地理学的新理论和实践方向”，认为“现代地理学是从景观学、规划论、区位论、人类生态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以及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并且着重开展综合的理论研究”；“综合地理学着重研究区域综合分异规律和综合地域单位的划分、自然资源的综合评价、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综合分析、区域改造利用和综合规划理论”；他还富有远见地指出：“地理学结合某些特殊环境和任务也形成一些综合研究方向，主要有环境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和灾害地理学”。他在1987年又在论文“现代地理学和地理教材建设”中指出：“现代地理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地球表层的综合性（包括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等各方面地理环境），在现代整体结构观的影响下，正在转变为一门站在现代科学前沿的综合科学”。

他身体力行，殚精竭虑，艰苦卓绝地进行着结合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地理学研究，已发表了400多篇（部）论著，使他成为在地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大家，赢得了广泛声誉。他被选（聘）为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地理学报》副主编；全国高校综合自然地理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高等学校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自然地理学教学指导组副组长；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协会理事和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内旅游协会理事，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和区域旅游专业委员会主任，东南大学旅游资源与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旅游规划开发联合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森林旅游和森林公园分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研究会副主任；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海南开发促进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第五、第六届评审委员会委员；《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特邀主编；泸州市、三门峡市、陆丰市、仁化县、赤水市、延庆县、浙川县、贵港市、通什市、临淄区、南澳县、冷水江市、钦州市、海淀区、资源县、密云县等人民政府顾问；潮汕旅游协会名誉顾问，深圳市旅游学会、湖北省旅游协会、河北省旅游开发中心、嶂石岩风景名胜区（河北省赞皇县）、丫髻山旅游区（北京平谷县）、海南神仙世界、泰山文化旅游城、白沙湾海滨旅游度假区（辽宁盖州市）顾问，他还曾任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大学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教研室主任。上述任职足以说明陈传康在学术界尤其是地理学界的作用和地位。

二、综合自然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开路先锋

陈传康是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自然地理学博士点负责人和旅游开发与管理专业的创立者和组织者，为综合自然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传康教授对地球表层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土地分级的连续性和基本分级的固定性，以地貌部位及其结构为基础的土地分级标准和划分方法，自然区划的原则，以双列系统分析为基础的自然区划综合单列系统，根据土地类型结构自下而上进行自然区划的方法，非地带性单位的分类，中国各自然区划方案的评价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与伍光和等合著的《综合自然地理学》对上述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该书获1995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陈传康教授在旅游地理学和旅游规划方面建立了独到的理论，并推进了规划的操作性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区域实践和应用。研究成果涉及风景组成和结构、旅游业结构和区域旅游开发模式、旅游活动行为结构、旅游文化结构、区域旅游形象策划、旅游规划结构、人工游乐景观、康体休闲产业开发、农业观光和农业示范观光、宗教旅游、生态旅游、饮食文化开发等。他对美学、易经和风水现代化也有深入和具独创性的研究，并成功地域旅游开发结合起来。他因此被国内（包括台湾）学者称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也有广泛的影响。

三、“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

陈传康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他不仅是一位书斋型学者，也是一个致力于将地理学理论和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学者，是一个科学社会活动家。他常说：求知不讲实用，会导致“知识污染”。他在上述各学术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区域实践，成功地完成了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众多实际任务，他为地方和企业所作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产生了显著的实际效益。

他与杨吾扬等合作完成的“中国公路自然区划”是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应用典型，也是我国第一项规范的应用性综合自然区划工作。该成果已列为交通部部颁规范，并获北京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把综合自然地理学理论应用于区划农业开发实践，提出以区域水热条件和土地类型结构为基础，确定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大农业内部构成和农产品品种构成。他在毛乌素沙区、西双版纳、黄土高原等地进行了具体的实践，对农业生产建设方针和自然保护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1981年发表的“从发展商品生产角度讨论黄土高原的生产建设方针”，是较早把市场意识引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地理学论文。

在发展战略和区域开发领域，他建立了应用综合地理学的理论。他引入普通全息学思想，开拓了区域综合开发的定性系统分析，提出了地域结构对应变换分析理论；把地理学的因地制宜分析与发展学的产业高度化结合起来，促进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以合理区域结构实现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思想，对地理学与决策的关系也作了创新研究。他先后主持了众多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战略，为地方发展开发了思路，提供了措施。“亚欧大陆桥及连云港地区发展战略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提出了振兴连云港的八项措施，其中，建设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和把连云港建设成其东出口的战略设想，典型地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此后就成为陇海铁路沿线各省（区）的主要发展战略，正在逐步实现。该成果获北京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传康结合城市建设、园林设计、自然保护和旅游业开发进行旅游规划研究，先后主持了众多风景名胜区、旅游区、人工游乐景观、农业和农业示范观光、企业所在地段的综合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他有关城市规划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促河南安阳其成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还协助河南浚县、山东聊城、河北正定、四川泸州等市成为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对广东仁化丹霞山的规划和研究使其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对广东清远玄武山-金厢滩的规划使其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随着这些规划的实施，地方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四、干字型人才

陈传康一贯主张，现代社会需要干字型人才，两横表示两方面的横向基础（一为宽广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一为博大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根基），一竖表示专门性综合研究的纵向深入。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干字型人才。

在基础知识和理论方面，他在北大任助教和讲师时，仍然每学期都像学生一样修两门以上的课程，为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而且无论涉猎什么论题都有独到之见。在哲学和方法论方面，他是我国最早进行专业辩证法研究的学者之一，主编了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地学哲学和环境科学哲学部分，他的论文“跨学科研究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哲学发展与科学变革的关系”、“全息学和全息地学”、“第三次浪潮的科学与文化”、“想象力：科学创造的动力”等皆脍炙人口。他的前述专门性综合研究，更是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陈传康的学术思想具有超前性。在科学由注重分析向注重综合转变的时代，他是中国学术界出现的一位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学术开拓者。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地理学界大放光辉，而且在其他学术领域也作出了贡献。

五、桃李满天下

陈传康为综合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教学奉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了普通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土地科学、旅游地理学、发展战略与区域开发、旅游开发与管理、旅游规划等课程，其中的发展战略与区域开发还一直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重点课程。他还在北大和全国范围内的众多高等院校举行了涉及地理学、美学、科学方法论、未来学等领域最新进展的讲座。他的讲授以开拓创新、信息量大、生动活泼著称，听众甚广，座无虚席。他被公认为对青年地理学者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他直接指导了50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20多名进修生和访问学者，其中多数已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和行政领导。他培养研究生能因材施教，对每个学生都委以重任，使之都能发挥最大的潜能。他常对研究生说：“像我者死，学我者活”。他特别注重方法论训练，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成败，因而他的学生多能自辟蹊径，脱颖而出。他平易近人，与学生无话不谈，学生们对他既崇拜，又亲近，在背后亲切地称他为“阿康”。

六、我们的陈老兄

陈传康胸怀坦荡，爱憎分明，直陈己见，从不盲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原方案是将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合并到调整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陈传康给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竺可桢写信，陈述应将清华大学地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竺院长非常重视，即转告有关部门，使这一正确意见得以实现。这对加强地理学在我国高校中的地位，尤其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地理学系）发展到今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陈传康对所有重要社会事件都敢于讲真话，与他相处，常听他侃侃而谈，针砭时弊，不时有精彩之论。

他一生勤奋，精力充沛，似乎具有无穷无尽的活力。他常常一年中有2/3的时间在外讲学和研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对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心胸开阔，善解人意，助人为乐，提携后学；加上他生活很“土”，意识却相当现代派，所以他的朋友甚众，北大教工皆亲切地称他“陈老兄”。

陈传康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和学术成就永放光芒，他对地理学的贡献永载史册，他的为人风范永在我们心中。

（原载《地理科学进展》，1997，Vol.16，No.4，89-92，当时的题目被改为“地理学的不倦探索者——悼念陈传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