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患暴力一再上演之际，我亦无力再作谴责、再发文分析。四年前我就写了长篇文字《法律为何阻止不了医患关系之恶化》，但环境在持续恶化中，何时见底，也许只有到了凤凰涅槃之际。另外，暴力也不限于医患，公权力对公民的凌夺远甚于医患。今天，我只好将发在微信上的一篇感悟，以及之前论“信仰与法律”的一篇小文发于微信公号。

              【2016年5月8日微信】

昨天带孩子看了电影《大唐玄奘》，推荐。李世明以屠杀兄弟而取得天下，但暴力仍有所止，故能产生伟大的玄奘，佛教之慈悲得以大广种，并影响到宋、元、明、清。当今以无限暴力取得天下，并以无限暴力治理天下，佛教之慈悲竟无容身之所。遇此数千年迷茫之际，并无超越儒、释、道、基督等之伟光正思想，故推荐看《《大唐玄奘》。

            【信仰与法律】（此文写于2012年）

信仰问题可能是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所遇到的最深奥的问题。它是如此深奥，以致这个星球上最有智慧的几个人如耶稣、如佛陀、如孔子等，也不敢着于文字，只是留下他们的行迹和弟子，任由后人执于文字，去辩论、去战争。

然而诡异的是，这个星球最伟大的发明---法律，却是最执于文字的。离开了文字，法律寸步难行。可是，更诡异的还在于，当我们寂静思维，却能发现，最执于文字的法律，在其背后，是不能执于文字的信仰。离开了信仰，法律亦寸步难行。

一个法官，高居庙堂，面对诉辩双方提供的两个截然相反的证人证言，他倾听，他观察，他寻找法律依据（“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8条），最后他得出了判断。然而这个判断一定只有一句话：“某某的证人证言更符合客观真实，予以采信。”这个最后的判断实际上是不着于文字的，这个法官难以条纷缕析何以采信这个而否定那个，然而他作出了判断。其实支撑他这个判断的最终依据是他的信仰，在法律上，我们称为自由心证。这个心，就是信仰。没有这个最终的信仰依据，他是无法做出判决的。离开了信仰，法律寸步难行。 

可见，信仰并非神秘莫测，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不管我们是无神论者、是有神论者，是相信基督、还是相信佛陀，还是什么都不相信。只要我们生而为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隐秘处，一定可以找到我们的信仰。同样，我们的信仰随时伴随我们的法律，须臾不曾离。

但是，自由心证，心证的前提是自由，只有自由状态下，才有心证，信仰才会涌出，信仰才会成为最后的依据。

对于一个法官，如何做到自由心证？当他在寂静的夜晚，放下一切包袱，放下领导的电话，放下舆论的压力，放下当事人的骚扰与利诱，只是面对寂廖的星空与内心，他接近了他自己，这时，他的判决源自他的心，这个心就是他的信仰。这个时候，他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法律本意的，这个时候，法律与信仰得到了统一。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在孤独寂寥的夜晚，法官的心也并非完全自由，因为他只是放下了现实的包袱，然而他无法放下千年来的习俗熏染，无法放下他的肉体给他带来的欲望熏染，但是后者不是现实此岸能解决的，也不是现实法律能解决的。不过法官只要能够做到夜晚下的自由，便能逐渐发现他内心真正的自由，便能依循他内心的自由前行。如此，法律便能经由法律人之手缓慢建立。

所以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无信仰、无法治的问题，而是无自由、无信仰的问题。当然，前面谈到的只是执法者—法官的信仰问题。事实上，一个判决的最终依据除了法官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本身。如果法官获得了自由与信仰，但法律条文却不是在自由状态下产生的，那么当法官的信仰与法律的信仰产生冲突时，法治依然无法建立。因此，法律必须在自由博弈状态下产生，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产生的法律，才能最大公约的与法官的信仰相一致，那么拥有世界最大人口，最复杂文化的中华民族便能建立真正的法治。

所以重要的不是，所谓“没有彼岸信仰”的中华民族能否建立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给予法官自由，给予每个公民自由，给予法律制定者的自由，自由产生信仰、自由产生法律。

每个公民，争取你的自由，便是争取信仰，争取法律，争取国家永恒长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