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薛永年、男、北京市人，1941年11月生。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研究生部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会员书画碑帖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批评家、书画家，亦善书画鉴定。著有《晋唐宋元卷轴画史》、《书画史论丛稿》、《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横看成岭侧成峰》、《江山代有才人出》、《蓦然回首》、《华岩研究》等，主编有《中国美术简史》、《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等。画擅古今人物仕女，亦曾画马，偶作花鸟；书长行书、魏碑、偶作隶书、楷书；印承秦汉，出入浙皖吴赵各家，近已不刻。

近年，对中国画笔墨的争论,十分热烈。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均属时下被称为大师的重量级画家，于是笔墨之争成了热门话题，格外引人注意。

挑起争论的吴冠中，虽也画彩墨画，但更擅油画，新时期以来誉满中外，他最早提出“笔墨等于零”。公开反对“笔墨等于零”的张仃，亦多能兼善，久享盛名。后专功中国画，自称“以中国画安身立命的从业人员”，尤以焦墨山水著称。他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特点，所以要倍加坚持，“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吴冠中先生

　　尽管争论双方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吴冠中，还是张仃，谁也没对笔墨做出学理上的界说，谁也没说清楚何谓笔墨。在吴文中，笔墨开始是“表现手法”，后来又成了“材料媒体”，未免自相矛盾。在张文中，笔墨是“中国画的要素甚至本体”，但进一步的解释又成了线条的“笔性”——“内美”，缩小了笔墨的内涵。因此，为了弄清双方的是非，有必要从学理上厘清笔墨。

从学理上剖析，笔墨有三个层面，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与超越的过程。就过程而言，大体从只讲“骨法用笔”，到讲求“有笔有墨”；从只讲“意在笔先”，到兼讲“趣在法外”；从发挥毛笔水墨功效，到以莲房、蔗渣，指爪代笔，追求“无笔之笔”和对常规笔墨的超越。但笔墨一直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发挥笔墨是为了超越笔墨，对此，荆浩以“忘笔墨而有真景”为最高境界，石涛以“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为依归。

清 石涛《黄山八胜图》之一, 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就笔墨层面而言，第一个是媒材工具层面。水墨画勃兴以来，载体由绢而纸，由不渗化的纸到落墨即化的宣纸。工具是毛笔，具有“尖圆齐健”之“四德”，灵活多变，形态万千。媒材主要是水墨，具有“运墨而五色具”的功效，流动晕化，妙在精微。这种工具媒材的单纯和无限、灵变而有则，不仅易于实现多样统一，而且敏感一如人的神经，具备了无限潜能。

第二个是艺术语言层面。中国画的笔墨，很像油画的色彩、版画的黑白，是一种充分发挥了工具媒材又独具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作为艺术语言，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承担着两重任务：状物（再现客观世界）与写心（表现主观世界），但受卦象和书法的影响，状物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摹拟自然原形的具象写实形态，就使用了观念化的符号，就带有一定的抽象意味。写心也不是仅凭以毛笔运用不同深浅不同层次的水墨形成的点线面任意渲泄情感，而是要在书法一样的点画形态之美和节奏律动之美中，使感情个性的发抒与表现“阳舒阴惨”的宇宙秩序和有血有肉的生命意识统一起来。因此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介乎具象与抽象之间，描述与指示之间，再现与表现之间。

清 八大山人作品

　　第三个是艺术精神层面。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滋养。有了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才有了“运墨而五色俱”。有了“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的认识，才有了艺术创造的“与道同机”，即要求画家创造一个体现了万物生成变化法则又可使精神逍遥其中的艺术世界。这种认识导致中国画家把握有限又超越有限，顺乎自然又讲求创造，状物精微又不“心为物役”。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充满真情的人文意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即顺应又超越的意识。这种灌注于笔墨的精神，归根结底是一种有准绳而又无所霸绊的自由精神，是一种有目的又善于随机发挥的精神，是一种最大限度实现媒材工具效能使艺术语言“致广大尽精微”又“超以象外”超于笔墨之外的畅神精神，是一种极尽“相反相成”之能事“以一治万，万以治一”的精神。了解了笔墨的内涵，再看当前的笔墨之争，是非就比较清楚了。

主张“笔墨等于零”的吴冠中，就其本意而言，无非是强调不要受传统笔墨成规的局限而大胆创造，也许这种说法还有利于画种的融合和新画法的探索。但由于吴氏缺乏对中国画笔墨上述三个层面的深入领会，只把它当成一般的表现手法和不反映历史选择与文化积淀的媒材工具，故在需要进行学理探讨时，便用批评“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来回避，这种做法固然聪明，却也或多或少地反应了史论修养的有欠宏富。

张仃先生

　　主张“守住中国画底线”的张仃，显然对始自“工具文化”的笔墨语言有比较充分的认知，而且看到了笔墨是由“若干代品格高尚，修养丰厚，悟性极好，天分级高而又练习勤奋的大师反复实践、锤炼”积淀而来。这当然是很有见地的。但他却为了与吴冠中的主张针锋相对，特地强调“笔墨即使离开物象和构成也不等于零”，甚至表示人们“从线条的‘笔性’得到的审美享受可能比从题材、形象甚至意境中得到的更过瘾。”这就不慎在持论上走入三个误区，一是忽视了中国画与同样讲求线条“笔性”的书法之异。二是只谈笔性不及墨韵，有重笔轻墨之嫌，不利于继承发扬前人“笔中用墨”和“墨中用笔”的宝贵经验。三是易于切断笔墨与内心和外物的联系。实际上笔墨的“内美”恰恰美在“师造化”而“得心源”，是故笪重光说“从来笔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写照”，石涛亦称“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至于张仃把笔墨作为中国画的底线而主张固守，也是难以令人苟同的。笔墨作为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语言方式与精神载体，只要被大家深入了解了，身体力行了，便只有发扬光大、而无需退守一隅。

　　看来，三百年前石涛所说的一句话至今仍有意义。这句话是：“墨海中立定脚跟，笔锋下抉出生活”。愿中国画坛的创作家和评论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