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磁针找回磁极那样急急忙忙要抽身离开，因为瓦莱里在邻室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梁宗岱像奔向母猫怀里的小猫，肩肘并用，很快钻进到他的磁极左边，然后动也不动了。他听着，表情好像在说‘这个位置属于我的’。”

这段促狭而诙谐的文字，是法国的塔尔狄尔写的，这位仁兄后来成为有名的诗人，不过写上文时尚在奔波谋稻粮之时，未免看周边的人事均不太顺眼，语带讥讽。虽如此，却留下了中国诗人梁宗岱在巴黎文化沙龙中的身影，让我们自另一种视角看到年轻的诗人在异国文化圈的“走红”程度。这是新发掘的材料，对勾勒青年梁宗岱的生平显然是鲜活的，起对照印证之功。而正是有大量新的文献材料的爬梳发现，《青年梁宗岱》一书的写成才成为可能。传记作者刘志侠、卢岚说，“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法国，而那段相距不太远的日子，于我们又聋又盲，你呼他不应，它看你不到，像陷落了的断层，厚重的泥土不会给你发来任何信号”，而新的曙光来自于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过去，迷失在书海里的文献与你，是世事两茫茫，而现在就有打捞的可能，旧事就变成了新事”。

刘志侠、卢岚曾编辑过《梁宗岱文集》，将其时能够找到的资料搜罗殆尽，而新的工作开始后，他们又寻觅到“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得到的材料”。如梁宗岱在法国杂志发表的英文法文诗歌，梁宗岱给瓦莱里的十四封信，罗曼·罗兰日记中有关梁宗岱的四段文字，外国作家、评论家对其的回忆及评论，与游欧的胡适、邵洵美、傅斯年、刘海粟等人的交游记载等。这些材料涉及面之广，钩沉之细致入微，可见出作者用功之勤，而就写成的传记来看，史料的运用极为充分，且多叙述少评论，保持了一本传记作品的克制与客观。

传记的客观，可体现在做传者虽有倾向性，但并不掩盖、屏蔽另一面向的材料。如梁宗岱翻译瓦莱里的《水仙辞》，传记作者对其译文是钦佩的，但也表明梁的翻译风格不乏异议的声音。如《水仙辞》日文译者铃木信太郎说，“我翻译的原诗，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散落在梁君翻译的各处，但不时也有一致的地方。梁君真不愧是生在文字之邦的诗人，文辞优美的诗句，安排得比法语还要难懂”。卞之琳在回忆文章也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对梁阐释瓦雷里以及里尔克的创作精神却大受启发”。另一有意味的事情，是何其芳与梁宗岱的渊源，在何留下的文字中，未提及梁宗岱，但于其友人方敬的回忆文章里，谈到何其芳很喜欢《水仙辞》中译，且与梁宗岱有过交往，而自他去了延安，昔时的“画梦录”青年消逝不见，“水仙”自然亦无所附丽，不过，在七〇年代中期，何其芳忽然开始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并与友人交流，这似乎是《水仙辞》的传之久远的余韵罢。

对华胥社的考证，是这本传记的“朴学”功夫。文学史家唐弢提及一本重要的《华胥社文艺论集》，“名曰《文艺论集》，里面却有诗，有散文，有翻译，看去像是文艺社团的合集。但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文艺界似乎没有一个华胥社，也从未听到过华胥社的具体活动”。其实这个社团是梁宗岱和在巴黎的中国朋友们组织起来的，1929年成立华胥社，成员除梁宗岱外，还有刘海粟、傅雷、庞薰琹等。传记作者完成“推理”，所用的证据大致有，1929年梁宗岱拜访罗曼·罗兰时的谈话，《华胥社文艺论集》与《水仙辞》中译同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32年上海《文艺旬刊》1卷2期《编辑后记》，1940年代初梁宗岱成立华胥社出版社印行个人著作及翻译等，令人信服地考证出这一文学社团的来龙去脉。

梁宗岱在巴黎与瓦莱里的交往，是其留学岁月中的华彩一章。传记作者能够有底气写此传，虽以梁宗岱给瓦莱里的十四封信为核心，而其对其他材料的挖掘及运用却也达到一种极致，可用“八面受敌法”形容。除梁宗岱自己写的小传与所译《<法译陶潜诗选>序》等文字，传者还觅出梁的法国同班同学玛德兰·马蒂诺在1930年写的《瓦莱里先生与索邦大学》，提到梁宗岱正在翻译《水仙辞》；记者鲁佐写的《汉语瓦莱里》，采访正在译《水仙辞》的梁宗岱；郑振铎《欧行日记》、陈占元《雨果与梁宗岱》均谈及梁对瓦莱里的翻译；日本铃木信太郎在《梁君去来》中对梁与《水仙辞》译文的评论；普雷沃对《法译陶潜诗选》的评论；前述塔尔狄尔对巴黎文化沙龙的诙谐记录等等。可以说，打捞史料的努力令人瞩目，多侧面地勾勒出梁宗岱与法国文坛宗师瓦莱里的交游，可谓传记的样本作法。

若无罗曼·罗兰日记的挖掘，仅凭梁宗岱的《忆罗曼·罗兰》一文，想描画出梁与这位法国文豪的交往，显然是独木难成林的。罗曼·罗兰日记中的四段文字，可以与梁宗岱的回忆文章构成互文，比较详尽地展示其时的人与事。“罗曼·罗兰对梁宗岱的友善态度，除了梁宗岱本人的卓越表现外，也由于那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层精英，仍然保留从十七世纪流传下来的对中国古文化的敬仰”，罗曼·罗兰先前与另两位中国青年敬隐渔、盛成的来往，也是这样一个延续，不过那两段交谊不是太成功罢了。罗曼·罗兰是一位行动派的知识分子，他对梁宗岱的寄望也有此意，不过梁宗岱是内敛型的，更愿意做安静写作与研究的诗人学者。

除国外留学生活的主干外，此传在考据梁宗岱的培正中学与岭南大学阶段的事迹亦颇见功力。这一部分并非囿于梁宗岱个人，延及民国时期广州的中学与大学教育状况，几乎可称之为“少年梁宗岱与时代的学校教育”，材料运用之广泛之细致，在在可见传记作者的严谨态度。不仅有对梁宗岱最早发表于学生刊物的白话文作品的发掘，还有对其参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之来龙去脉的考证，大有可观处。

读《青年梁宗岱》，让我想起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线描。线描既可当做造型练习，也可做独立画种，可勾画静态的轮廓，也可表现动态的韵律，实是一种简洁而富于表现力的手段。此传记称得上乃文字的线描，千百条“线”不设色，全然白描，却构成简白的力量，于一位不事奢华、诗心自然的诗人学者而言，应是极适合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