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img3.douban.com/lpic/s24229427.jpg

 

    试看一下对某本书的评语，“是一幅有美皆致无美不备的春宫图，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抓住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若不知究底，显然是无法将如此刻毒的论断与《围城》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书刚出版时香港、上海等地一些左派文艺刊物对其的攻击。由此引出钱锺书的《<围城>序》，在我们目前通行的本子里，短短的序仅两段文字。而事实上在初版本中，还有一段后来删节的文字，是作者应郑西谛的要求对挞伐评论的回应。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陈子善对《围城》若干史实的小小考证，足以开启我们对熟知经典的某些陌生认知。而《雅集》这本集子，即陈子善为中国现代作家所做的“雅集”，以“发掘、考订和诠释”，展示出别一种风韵来。

    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行外人未必明了的规矩，即作家本人的话存疑，旁证者的话存疑，论敌的话存疑，专家的话存疑，也就是意味着谁的言辞都未必可信，只以证据为王。我觉得在陈子善考证张爱玲的《天才梦》和《西风》征文奖的纠葛中是真切体现这一原则的。“张迷”都知道，《天才梦》是张爱玲的发轫之作，且最末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几成为张氏语言的代表。而《天才梦》的缘起，是应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最终获名誉奖。但张爱玲对这次获奖始终耿耿于怀，且两次在文字中表达“怨愤”，一是说《西风》不守承诺，在通知信中告知获首奖，颁授时却排在十三名；再有是《西风》征稿时，限定五百字，但最终第一名《我的妻》长达三千余字。“张学”专家水晶在后来的文章中延续了张爱玲的说法，只加了一条：“得首奖的就是后来以写《未央歌》、《人子》成名的吴讷孙（鹿桥）先生。”另有学者赵冈的说法，主要是否定了首奖不是吴讷孙，而是一篇名为《断了琴弦——我的亡妻》的文章。包括作者在内的意见可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陈子善最佳的研究路径自然是直接回到事件的源头——《西风》原刊。寻出征文启事那一期，再找到奖项揭晓一期，于是什么都一清二白了，首先是字数的限定是五千字，不是五百字，张爱玲误记了；二是吴讷孙不是首奖，是第八名；至于张爱玲抱怨的《西风》不守承诺，按常理《西风》对待一个新作者不必如此不合情理，更可能的解释是，张爱玲收到的是获奖通知，而不是获“首奖”的通知，作者记忆有误。陈子善推断，张爱玲在这件小事上的表现，既有着她对自己文学才华的自信，同时也隐含着她中年以后对自己文学史地位的担忧。

    考证辨梳使学者似乎身兼了“侦探”的职能，但有些时候也是需要机遇来敲门的。如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沉沦》事件”，郁达夫的这本小说甫一出版，即为许多卫道士所嫉恨，大加攻击；而周作人的评《沉沦》一文在《晨报》副刊刊出，给予腐朽众声致命一击，可谓极有分量的反驳。而此文是如何产生的呢？因一直没有确切材料被发现，得不出定论。而陈子善在某一年出席首届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后，拜访周丰一先生，意外得知丰一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两张郁达夫的明信片，惊喜地发现正是关于《沉沦》的请求信。寻寻觅觅的“侦探”踏破铁鞋，却无巧不成书地解决了一史料“公案”，是巧遇，更是寻觅的积淀所然。

    陈子善还关注着某些“被遗忘的角落”，如王莹和艾霞，身兼电影明星与文学写作者双重身份。艾霞早逝，在写作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即戛然而止，令人惋惜。她与阮玲玉的死，在上海文化界引起极大反响，鲁迅先生也为此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王莹的创作比较多，且得到施蛰存、夏衍、赵清阁等的称誉，可谓难得。想想当下的电影演员中有如此的写作者么？除去捉刀类，明星自己动手写的也有，但多为软绵绵的小女人文字，少见严肃写作，更不要说如王莹作品在当年即被收入“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般的待遇。

    考证是发现，亦是遗憾。材料的被发掘是人的努力，但其欠缺未必是不尽力的结果，毕竟各种关涉因素太多。如张爱玲曾参加过苏北地区的土改，这一事件对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此后，她离开了大陆，并在海外创作了相关题材小说《秧歌》。这其间发生了什么，她所闻所见了什么，导致了之后一系列事件，并后波不断。可惜，这一阶段的材料缺失，研究无从谈起，是为遗憾。

    由此看来，考证并不是许多人印象中的枯燥乏味的技术活儿，只是寻章摘句的斤斤计较，它在学术基本功的辛苦况味中自有别样滋味。学者于故纸堆中的翻检辨梳，是寻出一条纠谬与补缺的路径，予其他类别的研究以更坚实的根基。而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亦并非无意义，它给予观察事物的惯常视线中另一种认知方式，竟或全然颠覆也未可知；抑或提供新的“旧”知识，不是本不存在，只因先前被遮蔽了许多年。这一切，自待有心人去发现与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