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敛”来形容莫言的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但相比他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的汪洋恣肆，《蛙》显见的收敛了许多。在以往，历史虽是莫言创作的动力所在，但导引其到达彼岸的却是想象与虚构。《蛙》虽未让他完全改弦更张，但这个讲述乡村医生姑姑的故事显然建立在现实的土壤上，莫言揉和乡土情结与国族论述，以“蛙鸣阵阵”尝试抚平历史实践的创痕。
　　
　　《蛙》讲述了姑姑百味杂陈的一生。身为烈士后代的姑姑十六岁即从卫生院毕业，在乡村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由她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自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昔日犹如送子菩萨的姑姑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般的人物，而姑姑对事业忠心至诚，强悍地推进工作，在完成国家任务时，也意外地发生了一些悲剧。步入晚年后，姑姑陷入了对往事的反思和忏悔中……
　　
　　“蛙”为题名，故事讲述者小名“蝌蚪”，均有隐喻在。蛙的生殖力健旺，“蛙”与“娃”同音，女娲又为人类始祖，由远古而现代，一条生生不息的脉络在在显现。姑姑为一生命力旺盛的人，且身为妇产科医生，她对一个个小生命的诞生自然充满了喜悦，但面对着国家的政策方针，烈士的后代无条件地服从与执行，更何况这是特殊历史境遇下的正确之举，三十多年后今天的我们已看得很清楚。但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历史的实践虽关乎国族的荣衰，但历史进程毕竟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构成的，两难处境不期而遇，而计划生育国策更是关涉千家万户，悲喜剧的上演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王德威教授曾说：“莫言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想像，不如男性角色有力。”在他以前的作品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但《蛙》却独树一帜，莫言对女性的致敬于此绝非勉力为之，而是水到渠成。姑姑并非一个单向度的形象，她的大公无私、强悍举止，她的矛盾犹疑、反思忏悔，交互叠加，在莫言的文体探索的外在呈现中，更为微妙难言。莫言在前面以书信体小说的形式讲述姑姑的故事，姑姑的形象渐次在我们面前立了起来，忽又于最后一章抖出一个九幕话剧《蛙》来，对前面的故事既有补充又有重复，还有微妙的不同，尽管尚未颠覆姑姑的形象，但显然增添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生生不息源于人类本能的渴求，在常态的历史进程中这本不是问题。可传统的国人却遭遇了一个尴尬两难的历史境遇：顺从自然规律，迟早耗尽资源，后人无法生存；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与传统观念和人类本性的碰撞在所难免。身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偏偏遭逢这个时代，成为尴尬实践中的尴尬人。本为迎接小生命诞生的她不得不阻止大量非计划生命的“出锅”，虽背负骂名，却在所不辞。但人心毕竟是多向度的，强悍如姑姑也有柔弱的一面，不管宣布退休那晚喝醉回家，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是真实还是幻觉，都反映了人心的复杂波动、百味杂陈。姑姑有着虽千万人吾亦往矣的决绝信心，这源于她自身的性格和对革命的忠诚。但立于悬崖之上的坚忍并不能覆盖生命的全部，舒缓的人性流动也构筑着我们的生活。姑姑再强悍，也脱不了人性的羁绊。我们在世间备受苦恼，只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而已。
　　
　　姑姑的困境虽是特殊的历史境遇赋予的，但这种心理的矛盾焦灼却具有普泛性。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总会遭遇让我们尴尬莫名的事端，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虽无可遁逃，但每个人毕竟都拥有独属自己的选择权，是闭眼逃避还是直面勇进均为个人的自由。姑姑自然是一勇者，在历史的两难空间里坦然面对，虽逃不开基于人性的心理折磨，但她的勇气大可赢得我们的敬意。
　　
　　如福克纳一生致力于写“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一样，莫言对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讲述已有很多年了，《蛙》中的姑姑曾出现在先前许多作品中，而这一次，他了了为姑姑单独写一部小说的夙愿。莫言一向对乡野传奇情有独钟，乡土情结与国族论述的汇合是他创作的一枚标签。回忆和想象构筑着莫言的历史空间，自然如法国大仲马所言“历史只是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并不适合他，但莫言显然也不会满足于线性的历史叙述。《蛙》虽已脚踏现实的土壤，但对人性波动、生命体验的尊重，使其远离主题先行的刻意；对人物的多向度刻画，更为作者抚平历史实践创痕的尝试增加了鲜活的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