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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e时代中电子阅读已是隐然一“纸“风行，纸质书的拥有与藏阅渐有奢侈之感，那对传统古籍（线装书）的赏鉴、阅读、研究，就更是“夕阳无限好”的一桩事体了。于读书人而言，这百十年的变化，传统古籍已由向学必读转为案头清玩、投资升值，乃至不读也罢；近两千年的线装古书演变史与百年来的倏然退潮，如何能不让人暗自慨叹？此时读语言学家林夕的《闲闲书室读书记》，看到他也述说自己写的谈古书赏鉴的稿子先是给《读书》杂志，后给《藏书家》，“这两个出版物的名称恰好说明了古书在神州大陆的地位有怎样的变化”，爱书之忧乐，甘苦皆知。

    以前读鲁迅、周作人等民国学人的文章，别的内容尚好说，唯他们有意无意地谈古籍版本或引用其中段落内容等，总是感觉自己的无知与无学，那是一个可遥遥望见而始终隔膜的世界。自然这也不奇怪，毕竟其蒙学教育尚为传统典籍的天下，线装书在鲁迅们生活的年代还所在皆是，中学、西学处于兼容并包的桥梁上。而我们这个时代，崇洋是崇洋了，连人家的各类杂七杂八的节日也一个不拉地抢着过，可西学似乎放在后面；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丢了个干净，别说有什么好的学问底子，恐怕连断句都断不开了。症候如此，线装书如何能不让人望而陌生，或压根儿就从没亲眼见过？

    有这样的背景，林夕的读书记于我以及有相类兴趣的人可算具普及作用了，细细读去，确是大有趣味。如先前常听闻一句对明刻本的批评，“明人刻书而古书亡”，当为确论，不以为疑。林夕做了详尽分析，明代刻本删改古籍，主要是万历之后；明刻本前期是墨色浓重的黑口本，犹有元代遗风，中期是清朗整洁的棉纸本，颇有摹宋意味，即使后期也不能一概否定，如万历五年张之象所刻《史通》，据宋本校勘，就胜于嘉靖陆深刻本，这一阶段的好书要考量读书人的甄别眼力。明刻本之重要还在于，宋元刻本固然珍贵，但存量太少，许多古籍的留存只能看到明刻本，其文献价值可想而知。

    释疑解惑，自然为学者的本色当行，而所谈论的某些话题如果与自己的经验形成对比，亦颇长见识。如谈起线装书的初印本，不禁想到现代文学书籍的初版，尽管与古籍的年代之久远不能相提并论，但因为主客观因素，有些存量极少，亦是珍贵，如周氏兄弟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两册），因印数少且库房遭火灾，现在想寻出初版可就难了。古籍的初印本自然更为难得，时间关系带来保存困难不说，印刷技术亦是关键，现代书籍初始多年即为铅活字印刷，相对便利，几百几千的印数不成问题，而古籍多为雕版，能够保证版面清晰、文字清楚的初印本仅二三十部。可想而知，如此少的初印版本若能流传后世，至为稀罕，难怪爱书者谈之津津乐道，且有“豆棚架下、负暄野语”之慨。

    书籍供给读书人精神所需，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其商品属性，古书自不例外，市场中的流通亦为必要。我们读民国文人的买书琐记，熟悉了北京的厂甸、琉璃厂，上海的城隍庙，知晓了他们与书商的相互依存且试探斗智之关系，对那负手觅书的场景不免心生向往。林夕谈这古书市场之今夕感慨良多，百年来中国纷纷扰扰，古书市场虽小，却从一个侧面折射社会的大局。阅读或收藏书籍都是一桩安静的事体，只能是在安宁的社会环境中，一旦动荡，书恐怕就是第一被抛弃的东西。这百年，古书遭了多少劫难，清朝覆亡、外敌侵略、五十年代初、文革时期，无数书籍流散，甚或做了还魂纸；遇此时日，古书市场的走向显然也只能是忽紧忽松，起伏不定。内地古书市场的放开，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正的“大红大紫”自九十年代至今，不过今日的红火已非昔日的读书人可想象的了。昔时的买旧书或为阅读、研究，或为收藏；如今呢，收藏都只能排居其次，占首位的只是买卖而已，和炒房子炒股票等量齐观了。再有，过去即使要讲究版式、纸张、装帧，但内容始终是重要的，不可本末倒置；而当下，还有几个人会去看内容呢，是不是宋版（残本、残叶勿论），有没有插图，装帧是否华贵等等，才是买家喊出报价的关键所在。今昔之变，能无分别乎？

    读书人始终是读书人，看到古书市场沦为纯粹的生意场难免感到遗憾，因为对于文化的传承显然并无好处。线装书的精神属性与商品属性并存，不必否认其任何一面，可一旦将前者剥离开，恐会造成其整体生态的失衡，距离精华之消失殆尽亦不远矣。此时，我们或许会想起以前旧书市上，负手寻寻觅觅的无数爱书者，他们耐心、细致，与摊主讨价还价，挨家逛去，即使夕阳即将西下，亦流连不去。若有如此的趣味与精神，文化的不息，古书连接现今的纽带，大约会接续得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