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通过私塾先生老汪的口对《论语》起首第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作了别有意味的评述：盼着远方的朋友来说话唠嗑，恰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知心话找不到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悲哀。《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极少有人读过《论语》，即使看了也说不出什么道道，而恰是他们的故事，透射着圣人言语的深层解读。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走出和走向之间，草蛇灰线，绵延百年。

这本小说的主线固然比较单纯，但围绕之的副线可太多了，出场的人物几十近百个，枝枝蔓蔓生出的故事难以计数（以后如果想拍成电影，剧本的改编肯定是个难题）。但不管故事如何众多，其内含的指向具有一致性，那就是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句话。

《一句顶一万句》中对话语的寻找让我想起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尽管前者描写的是河南农村的农民，后者刻画的是香港这个大都市中的男男女女。金城武饰演的角色失恋后对着电话喃喃诉说，固执地买三十个快到期的凤梨罐头，自语“爱情会不会过期”；梁朝伟的角色回到一个人的住处，和肥皂说话，和衬衫说话，甚至和浸湿的毛巾也能诉说半天。他们对话语的执着与吴摩西们何其相似。时间、地域和阶层的各异并未阻碍人性深处的相通。

孤独感是引发寻找话语的动因。中国自古以来是崇尚集体观念的，家族、社群意识贯穿几千年的文明史，人口众多，又喜欢挤在一起，比如热热闹闹看春晚，奥运会开幕式人山人海，春节庙会熙熙攘攘等，中国人似乎认为集聚在一块儿才有了归属感。其实这恰恰证明了对个体存在的不自信，对孤独感的潜意识逃避和排遣。中国是很少能出现哈姆莱特式的孤独形象的，因为哈姆莱特通过与神的对话体现了“自我”，他并不畏惧遗世而独立，反而在其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主流的中国社会何尝有过个体的“自我”，连被流放、处于极苦闷境遇的三闾大夫屈原在绝唱中也是以不得君主善遇为核心的，后世的李白亦是同样的心声。我们的老百姓在以前更是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可当个人独处时终究逃不过孤独感的侵袭。寻找另一个人说说“那一句话”是所有人都或早或晚要碰到的问题。《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中设置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他在中国的传道似乎构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他在中国传教四十年，却只有八个信徒，他孜孜不倦地想给中国人介绍“第三个朋友”——上帝，可没有人想要。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完全不习惯向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诉说心里的“那一句话”，他们要找到一个贴心朋友拉着手、眼泪汪汪地说说贴心话。

找到知心朋友不易，找到“那一句话”同样不易。刘震云说：“这一句话，大家可以读的时候自己找一找。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找‘这一句话’。”寻找话语的过程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灵魂，也使这部貌似写实风格的小说洋溢出很强的寓言色彩，平实的故事背后的理变得很“拧巴”。而这“拧巴”并未降低小说的质素，却使其意蕴获得一种飞扬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