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广州印象——南越文王墓（二）
(2025-04-27 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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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丝缕玉衣西汉角形玉杯屏风铜托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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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广东省基建处开始在象岗顶进行平土工程，把山岗削低17米，平整出一块5000平方米的地皮，计划在这里布列4幢高层的公寓楼，1983年6月，在越秀山西侧名为象岗的小山岗上发现墓葬，初步得出结论是一座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王侯级大墓。同年7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同年8月25日，开始发掘。同年10月6日上午，最后一批南越遗珍运出墓室，历时43天的发掘结束。为保护遗址，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兴建遗址博物馆。1988年2月28日，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第一期工程的综合陈列楼落成，一部分出土文物在博物馆公开展出。
南越文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大型彩绘石室墓。南越文王墓是广州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室原址。
南越文王墓坐北朝南，凿山而建，墓室构筑在海拔70多米的象岗山腹心深处，由红砂岩砌筑，墓坑采用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做法，凿成“士”字形平面的竖穴，面积135平方米左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由七个墓室构成，前面三个室分别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面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南越文王墓整个墓室除东、西耳室是掏洞砌筑的以外，前室和后部四室都是在20米深的竖穴坑底上用大石块砌筑起来的，石块接缝处用黄泥敷平。墓室全长（指后藏室后壁到的前室石门坎）10.85米，最宽处（东耳室后壁到西耳室后壁）12.5米。前室和二耳室高2.1米，后四室高2.3米。各室用石壁分有门道互通。石壁厚1.1米，叠砌四层上下重直。第四层上面压“挑管石”，再在”挑篇石”上复盖顶盖石板。整个墓室共铺顶盖石二十四块，其中后四室平铺三纵列，每列各五块，前室一块，东西耳室各四块。顶盖石大小不等，一般长2.5米、宽1.5米左右。最大的一块是前室顶盖石，长2.5米、宽2.2米、厚0.24米。顶盖石复盖的一面都琢磨平整，向上的一面未加工。
南越文王墓前室、主室各有石门封闭。石门由石相、门框、门坎、门墩石和顶门器等组成。石门两扇，高163厘米，两扇的宽度不等，宽78厘米和94.5厘米，略有差。前室通东、西耳室，主室通东、西侧室和后藏室，都有通道。五个通道都有木门的设备。
节日放假期间为了保护文物，墓室暂时封闭不对游客开放。南越文王墓墓道在前室南边，南段已被推土机铲毁，全长不明，现存水平长10.3米，宽2.1—2.6米。底部分两级：由墓门往南长6.3米为平底，与墓内的前室底齐平再前呈斜坡式，斜度23度。在斜坡道尽端和墓门前都有埋葬。南越文王墓墓室顶上的竖穴坑填土和墓道中的填土全部经过夯打。墓室顶的填土夯打坚实，层次分明，墓道填土系原坑土回填，夯打比较粗放。近墓门处用十多块巨石填塞。填土中杂有少量汉瓦残片。
南越文王墓墓主置主室正中稍偏西处。葬具一棺一梆。棺榔已朽，痕迹尚存。南越文王墓随葬器物大部分放在后中室和左、右耳室。计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药石等。依质料可分为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漆器、竹木器、丝织衣物及其他等十多类。重要的随葬物有铜编钟、石编馨、南越式的鼎和提筩，匈奴式浮雕斗兽纹的铜牌饰等，数量已知的就有一千多件。同时出土十八枚印章，有金印、包金铜印、玉印、象牙印、玛瑙印等多种。
南越藏珍一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1983年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唯一汉代彩绘石室墓，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中出土文物1000多套、一万余件，其中“文帝行玺”金印、玉角杯、错金铭文虎节、印花铜板模、平板玻璃铜牌饰等文物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南越文帝的故事画。赵眜，史料多作赵胡，南越武王赵佗之孙，赵仲始之子，西汉诸侯国南越国第二任君主，赵眜在位一共16年，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请汉武帝出兵相助，也使其直接受制于汉朝中央，使南越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同时赵眜把儿子赵婴齐送到汉武帝身边充当侍卫达12年之久 ，对日后南越国内部之乱埋下伏笔。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出土于南越文王墓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泰子金印（真品），此印为龟钮金印，腹部中空用以系印绶。印文是篆书“泰子”二字，有边栏和竖界，铸造工艺比”文帝行玺”金印还要精细。泰子覆斗钮玉印，泰通太，泰子即太子，手握太子印，便是身份的象征。当然，这并非皇太子印，而是王太子印。汉朝时，皇帝与诸侯王的继承人均可称太子，汉代以后，诸侯王继承人才逐渐改称世子。两枚印章同出于墓主身上的漆盒内。
赵眜（mo）覆斗纽玉印和封泥。印长2.3厘米、宽2.3厘米、通高1.6厘米，重16.7克。为青玉质，因浸蚀而成黄白色。呈方形，覆斗钮，横穿有一孔，印文为阴刻“赵眜”2字，篆体，印面有边栏和竖界。“赵眜”玉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和腿部之间。这枚玉印是墓主的姓名章，它和“昩”字封泥相互印证，从而确定墓主人姓赵名昩。司马迁《史记》中一直将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王”称为赵胡，但此枚玉印的出土确认“赵眜”应该是《史记》所载的“赵胡”的真名，而“赵胡”可能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出现的错误；也有可能是班固的《汉书》在传抄中抄错了，于是后人根据《汉书》更正《史记》中的“错字”，以致一错再错。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赵眜是南越武王赵佗的儿子、南越文王赵胡的父亲（或者赵眜是赵佗的长孙、赵胡的兄长），被赵佗立为太子，但未即位就已死去。赵胡将赵眜生前使用的印章带入坟墓，以示缅怀之意。
流云纹漆水棺椁（复制品）和铜铺手。据残存的漆皮可知，棺和椁均表里髹漆，外黑内红，椁外还绘有朱、黄、绿三色流云纹图案。根据棺椁遗迹和棺椁内器物的分布情况，可以认定墓主赵眜的葬具为一棺一椁。漆木棺椁已朽，仅存椁上6个铺首。椁与棺之间形成了头箱和足箱,放置了大量珍宝和丧葬用的玉壁及陶璧。
丝缕玉衣出土于南越文王墓。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 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
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 出土时，因南越王尸体和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在地，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制作玉衣更是如何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珠玉敛葬。墓主身穿丝缕玉衣，头枕珍珠枕，口含珍珠团，头部和胸部盖有"覆面"和"珠襦"，棺惇内外还出土玉壁47块，实行了较为完备的珠玉敛葬。丧葬用玉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用玉壁上铺下垫，汉代出现玉衣，并形成了完备的玉敛葬，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尸体腐朽和引导灵魂升天。
墓主牙齿和颅骨。墓主遗体的残骸中,尚有牙齿和少许颅骨残片。经测定墓主人死亡年龄约在40-45岁之间。牙齿有些变黑，有中毒迹像，而墓中又出土了一些药石之类的材料及用具，秦时帝王对长生不老术孜孜追求，而那时又是在丹药的探索阶段，所以文王赵昧有可能死于丹药中毒。
羊头纹杏形金饰片，珠襦饰物。八块杏形金薄片，原来是缀在南越王玉衣面罩上的一块丝巾上，丝巾已经朽烂。金片的图案是两个尖角羊头纹，羊头两两相背。这些金片，含有草原文化的因子。类似的金片，在河北满城汉墓中也曾发现过。在丝缕玉衣的上半身，覆盖着一件短上衣，叫珠襦。所谓珠襦，就是用小珠缀串装饰的短上衣。南越王珠襦下部装饰三条纹带，由金花泡、金素泡、银贝、玻璃贝等组合成菱形图案，缝缀在衬里的丝绢织物上。金花泡的设计和加工十分精细，球面形泡体上的金丝和金珠都是焊接固定的。在20倍的放大镜下，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花泡的焊接点，这样微细的工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它的工艺技术，可能来自于古代的西亚地区，是中西方古代交流的物证之一。
玉衣上组玉璧。玉衣的上面，从腹部至腿部，排列有序的铺置有10块玉璧-四块大玉璧居中纵列，两块大玉璧分置左右，成十字形，四角各置一小玉璧。
玉衣内组玉璧。玉衣内有14块玉璧，铺盖在墓主是身上，其中2块夹于左右耳间，12枚贴身纵铺，分3行，每行4块。
“右夫人玺”金印。“右夫人玺”金印是四个夫人中唯一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一般帝后的印才称“玺”，足见右夫人地位尊崇，应是诸妃之首。
铜承盘高足玉杯，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椁的头端，由高足青玉玉杯、游龙衔花瓣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造型呈三龙拱杯之势，它共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作成，工艺精巧、造型奇特。
在南越王墓中出有五色药石的实物，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服用长生不老药的器具。
西汉角形玉杯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壁厚0.2～0.3厘米，重372.7克。杯形如兽角，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它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腹中空可盛酒，杯口呈椭圆状，由杯口至杯尾逐渐收拢，在杯尾卷曲处形成飞卷的浪花，看上去颇似一只犀牛角。
西汉角形玉杯被放置在墓主墓室的棺廓的头箱内，玉杯环绕杯体表面的浅浮雕纹样为一尖嘴圆眼、身体修长、振翼而立的独角夔龙；下衬有卷云纹和浅刻勾连涡纹。纹样的线条挺拔秀删，线条间虽有穿插、重叠，却因布局匀称合理而显得层次分明在经历二千年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可以看出南越国中已有了高超技艺的雕玉工匠，充分显示了汉代的琢玉工艺水平。玉杯浮雕棱角分明，纹样的线条雕刻流畅，杯壁厚薄均匀，除杯内底部略有管钻痕迹外，整个杯体表里琢磨得光滑似釉。
西汉角形玉杯周身装饰纹样采用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及圆雕等多种技法，杯身纹饰缠绕一条夔龙外形，体现出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西汉角形玉杯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不设底座，无法直立，酒一但倒入，只能从一人手中递出，然后一饮而尽，这也反映了南越时期的饮酒习俗和器物主人嗜酒的爱好。西汉角形玉杯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为罕见珍贵的汉代玉器精华，在玉器史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西汉角形玉杯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玉盒（复制品），玉盒高7.7厘米，直径9.8厘米，由青玉雕成，盖与盒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盖面的纹饰分为三区，上面桥形的小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盒身像个圆碗，也装饰有三圈纹饰。玉盒的玉质温润，内外打磨光洁，雕镂精细。盒盖一侧原已破裂，沿着裂缝钻有对称的两组小孔，还在盒盖内侧刻有凹槽，应是以丝、麻类线绳把破片连缀起来，线头可掩藏在盒盖里面的凹槽内而不外露。
八节铁芯龙虎玉带钩。八节铁芯玉带钩出土自墓主人棺椁的头箱，所谓带钩，顾名思义就是古人束衣带的钩。这件带钩19.5厘米，重197.5克。由一根铁柱穿连8块玉而成。钩首为龙头，瘦瘦长长。钩尾为虎头，用一块玉细致地雕刻出老虎的凸眼、直鼻、獠牙、胡须、浓眉。钩身刻有鳞和鳍，和缭绕的云纹。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通长14.4 厘米;钩长5.9厘米、最宽处2.6厘米、重100克，出土于南越王的右肩部位，整体由一条青玉雕刻的玉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形成一幅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 玉龙长身体弯曲成S形，回首张口，衔住背鳍，尾巴回卷，下半端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金带钩是铸成的，器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都作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顶铸出一个汉字的“王”字，非常形象。虎口形成的套銎，刚好套住玉龙的折断处。把龙、虎两神灵动物巧妙地用不同材料做成一件器物，反映了工匠富有创意的构思。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堪称国宝。土沁呈黄白色。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
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龙凤相对，寓意吉祥。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玉佩已成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标志，在广州重要庆典及建筑物中多见其身影。此外，这些玉器中的71块玉璧、11套组玉佩、58件玉剑饰等，也都在同时代的考古发现中首屈一指。
透雕游龙涡纹玉壁。出土于墓主人的头罩上，青白玉雕成。璧内透雕一龙，璧面饰有涡纹。
凤纹牌形玉佩。玉佩出土于南越王墓玉衣头罩的左侧位置。通长14厘米，宽7.4厘米。青玉质。全器扁平，双面透雕。玉佩正中为一个长方框，上连一朵卷云纹，下为一高冠卷尾变形凤鸟。框内透雕一只变形凤鸟。框右侧雕一凤鸟，双足踩璧，长尾下垂；左侧透雕璎珞一串，其上饰一变形小鸟，构图充满动感且突破传统的对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玉佩方框下端原已断裂，特铸造两个H形小金桥连接上下两个端口，金桥上还刻有卷云纹装饰。两个金桥的介入使全器复为一体，使金、玉不同材质得到完美结合，更为其增添了附加值。
组玉佩。南越文王墓共出土组玉佩十一套，其中墓主的这一套最为华丽。专家按照饰物的形状大小、出土时的层位、彼此位置关系，并参照器物上残留的丝绢组带对墓主玉衣上的组玉佩进行了设想复原。玉佩以双凤涡纹玉璧、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璜、双龙蒲纹玉璜四件玉饰作为自上而下的主件，中间配以四个玉人，五粒玉珠，四粒玻璃珠，两粒煤精珠，十颗金珠，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一个，玉套环位于最末端，形成一套大小有别、轻重有序、色彩斑斓的华贵佩饰。
玉剑饰。这套玉剑饰造型别致，做工精细，其中剑珌器型浑厚，两面饰有两大一小高浮雕螭虎行于云间，动感十足。
东侧室夫人组玉佩G组，出土于东侧室，很可能属于右夫人或部夫人，包含5个饰件，具有典型的楚玉风格，以第二件玉环形佩和第三件龙形璜最为精美。
“景巷令”组玉佩，这是南越国执掌王室家事的宦官的组玉佩，它由3块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一个鎏金铜环组成。这套组玉佩和墓主人的相比，不论从材质还是从制作工艺来讲都大为逊色。
左夫人组玉佩，复原长约40厘米，出于南越王墓东侧室中部偏南处，附近有一枚“左夫人印 ”鎏金铜印同出。由玉璧1件、玉璜3件、玉片饰1件、玉佩1件和花蕾形玉饰1件组成。出土时几件小饰件置于大璜之上。复原排列次序为：壁、圆片饰、龙首璜、花蕾形佩、璜、心形玉佩和大璜。此组玉佩的质量不如右夫人的二组玉佩，但又比泰夫人和部夫人的组玉佩好，与左夫人的身分地位相符合。
泰夫人组玉佩，出于南越王墓东侧室中部靠近门道外，出土时，壁在璜上相叠。有一枚“秦夫人印”鎏金铜印同出。泰夫人组玉佩，西汉，复原长约30厘米。由4件玉雕组成，自上至下依次为方形玉佩、透雕龙凤纹璧、谷纹璧、涡纹璜共四件青玉组成。
韘形配饰。“韘”是商代人们射箭时的拉弓勾弦用具，至战国时期，一部分韘继续作为射具使用，另一部分则成为权力的象征；到汉代，韘形佩完全丧失了实用功能与象征意义，纯粹成为装饰品，戴于腰间。汉代人通过佩带精美的韘形佩，来体现自己的超凡脱俗，与众不同。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雕制品多达200余件,说明在南越王的宫廷中当有规模不小的雕玉作坊。
铁铠甲及复原件，铠甲用709片铁片和丝带穿结而成，这种轻型铁甲既能保护身体，又能保持灵活性。
海路扬帆。
船纹铜提筒。提筒在两广、越南等地均有发现，是一种极具越族特色的器物。南越国的提筒，应是作储酒之用。墓中出土大小不一的青铜提筒共9件，唯有这一件提桶四周有四组船纹。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船旁还绘有海龟、海鱼和海鸟，并有“羽人”战士提敌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从船上主要人物的活动来看，反映的可能是一支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在杀俘虏祭海（河）神。
铜印花凸版
---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套印花铜凸版，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套织物印花工具。它由大小两件凸板组成，背面均有穿孔的小钮用以穿绳，便于执握。小的为定位板，像一个“人”字，大的为主纹板，形如火焰。经观察，凸版上的花纹有些已磨至圆钝，表明这是生前已经使用的物品。出土时，它的周围有大量的丝织物残留，纹样与板模一致，马王堆汉墓也出土有相同图案的织物。
丝织物残块。南越文王墓中，发现了一些丝织品的残块。由于墓室环境湿热，丝织品大多板结碳化。但经过化验，专家们从中发现了包括油布在内的十几种不同材质的丝织物，由此可以一窥当年南越国丝织业的发展状况。
生活器具。
另一件朱雀鎏金铜顶饰。朱雀头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推测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原本位于屏风顶部上方中间位置，高16.7厘米，宽56.3厘米，厚仅4厘米。整器通体鎏金，造型精美，整体呈双面兽形，两面造型一致。铜兽形象逼真，双目圆突，张口露齿。铜兽的头顶伸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铜兽的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同样为插入雉羽作为饰品。
南越王墓漆木屏风是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大型实用屏风。屏风的漆木大多已经腐朽，但仍可见上面的漆绘云气纹。屏风出土时伴随的鎏金泡钉多达658枚，可见其装饰之华美。
漆木屏风复原器物。屏风体量较大，宽3米、高1.8米，是一件中部屏障可打开、左右翼障可折叠的漆木屏风。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近千件文物，这五件铜屏风构件就是其中较为精美的部分，包括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
南越王墓漆木屏风是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大型实用屏风。屏风的漆木大多已经腐朽，但仍可见上面的漆绘云气纹。屏风出土时伴随的鎏金泡钉多达658枚，可见其装饰之华美。
蛇纹屏风铜托座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整器由套筒和支托两部分组成，套筒呈“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
出土的另一件人操蛇屏风铜托座，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整器通体鎏金，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为典型的南越人装束。尤为突出的是力士口中咬着一条两头蛇，双手也各操一蛇，双足跪坐夹住一条，五条蛇相互绞缠，形象逼真。这件器物的造型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再现了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
蟠龙屏风铜托座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两件铜托座造型基本相同，均由龙、蛇、蛙三种动物形象组成。蟠龙半蹲在托座上，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还各卷缠着一只青蛙。整件器物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组成一件造型精美的文物。这5件铜屏风构件在2002年成为首批禁止出guo（境）展览文物。
绘画铜镜。南越王墓出土的绘画铜镜共有四面，仅这一面作了去锈处理。这面铜镜直径达41厘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铜镜绘画分为内外两个区间，内区绘卷云纹图案，外区绘人物，使用的颜料有白色、绿色等。绘画所表现的内容，是两人跨步弓腰击剑，两侧数人袖手旁观的图案。其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相似。
骨雕天鹅。出土于南越王墓最大的绘画铜镜所系的丝织物中，高1.4厘米、宽1.4厘米，厚0.25厘米，重0.15克，呈展开双翼的姿态，右翅自然垂落，左翅半展开，右脚屈起，左脚伸长，脖子向后仰，嘴巴向后一张，尾巴被叼在嘴中。
蓝色平板玻璃铜牌饰。出自南越王墓的22件镶在鎏金铜框里的平板玻璃，是迄今所知的时代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这批蓝色平板玻璃牌饰长约9-9.5厘米、 宽约 4-4.5厘米、厚约0.16-0.3厘米。每片玻璃厚度一致，均为长方形，表面均有灰白色的风化层。多数为成对出土。除去东侧室出土的2件没有镶嵌在鎏金铜框内外，其余皆以铸出的铜框将浅蓝色透明的平板玻璃镶嵌其中。铜框表面为穗状纹。平板玻璃底衬麻布一块，再嵌薄木板一片，其上再覆盖一块铁板，盖板当中有半环钮1对。西耳室出土的7对，以玻璃面两两相对，中间加以厚叠的细麻纤维或丝绵，然后逐对以丝绢包裹，放入竹笥内随葬 。
满堂宾客
视钩各异。《淮南子》中这样谈及带钩：“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放眼看去，宾客满堂的腰间环带上，都露出奢华的钩饰，没有相同的。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各异”间，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分得清清楚楚。带钩虽小，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讲究礼仪等级、非礼勿视的中国古代，带钩反映着佩用者的身份地位，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时尚。
棋盘金饰片、金花饰，青玉、水晶六博棋子。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套六博棋，棋盘木质部分已腐朽，出土棋子12颗，还有金片和银圆片出土，应为博局上的装饰品。棋子分为墨绿色和白色两种，墨绿色是青玉棋子，白色是水晶棋子，表面涂朱，皆切磨而成，用青玉和水晶作为棋子的材料，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但六博棋的玩法已失传良久。博弈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文化。已知最早的一种博弈游戏名为六博，使用六根博箸及六个棋子为道具，在汉代十分盛行。
南越王墓出土4件汉式铜鼎和3个越式铜鼎的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它在秦朝时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蕃禺”铜鼎的出土说明广州建城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物证。
金釦漆卮，金釦象牙卮。漆卮已朽不存，只余金釦，金釦系铸成。釦件包括盖箍、盖顶上的3个环形钩尾立纽，有三蹄足的底座、一个环形连舍鋬，口沿有釦圈。金釦外壁被磨得光滑，但里面却有许多凿痕和锉痕。象牙卮出土时装在鎏金铜釦漆卮内，盖与身相合如圆筒形，盖面是一整块圆饼形象牙板，外釦金质圆箍，盖面分立三个金质环形钩尾立纽，嵌入象牙板中。卮身是一个厚约0.3 厘米的象牙筒，上口套入金釦，底下承一个有三蹄足的金质底座，空底。卮中部嵌纳一个环形连舌金鋬。盖面的象牙板表里和器身的牙筒外表均有针刻线画。牙简上的纹饰还间染朱、蓝二色，形成不同色块的图案。出土时原象牙部分已朽，经复原成现状。
墓中出土了不少精致的象牙制品，这件卮是唯一一件象牙器皿。从保存下来的象牙制品来看，主要是服饰和其他工艺品，包括象牙印、象牙鞘、象牙算筹等，以及装饰在漆木屏风上的帽钉花托、漆博局下的鹰爪形座足，镶嵌在剑鞘上的象牙饰片等。岭南古代多象，《淮南子·人间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岭南产象的记载。墓中出土的原支象牙长120厘米，粗大而弯曲，经过对比确认为非洲象牙。
圆雕玉舞人，玉黄白色，局部有缺损。整器雕工精细，姿态生动，为汉代出土玉舞人中首见的圆雕作品。战国至汉代玉舞人都是平雕，这件圆雕玉舞人梳螺髻，着汉服，作“长袖舞”，该舞为汉宫廷舞的一种，流行于楚地。这件圆雕玉舞人，如蹲式，以圆雕与阴刻结合琢成，头部左侧螺壳发髻，一袖甩过头顶，杏核眼，身体曲线极为明显，各部位比例适度，裙、褶、长袖、衣带具飘动感。从整体看是一件写实作品，极为精美，虽大部钙化，小部开窗透明，玉质温润包浆柔和、锃亮，乃罕见之品。
南越王宫器乐演示。
乐府工造铜句鑃，是古吴越族的乐器，在南越王墓东耳室的北墙下，出土了一套八件的铜勾鑃，重191公斤。此为另外七件。
铜甬钟，最大甬钟高49厘米；最小甬钟高38厘米。此甬钟一套五件。从小到大依次摆放于地面上。形制相同，大小不一，每件甬钟的外表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系包裹入葬。甬作圆筒形，实心，上小下大。斡作蹲兽状，位于舞的边缘，呈弯钩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钲部、鼓部无纹饰。
古老的岭南文化。
象岗史迹碑。象岗位于广州市区北面越秀山群岗的西沿,是一座海拔49.71米的风化石英岩山岗。其东与海拔70米的越秀山主峰赵井岗(即中山纪念碑下)相连,其西旧有芝兰湖。唐时芝兰湖仍是一处天然避风塘,到明代已淤塞,今象岗西边的兰湖里即是其遗址。象岗历史上有固岗、席帽山和象山等称谓。古时越秀山林木参天，"象岗櫵歌""越秀松涛"同到为明代的羊城八景。晋唐以来史志记载,岗上有"朝汉台"，为南越王赵佗归汉后"筑台以朝天子"处。唐代广州刺史李玭建"余慕亭"于岗上，因而张九龄有"海群雄蛮落,津亭壮越台"之句。其实"朝汉台"纯属古老传说，明洪武十三年(1380)扩筑广州城。合宋代三城为一,又开辟城北山麓，拓北城八百丈，凿象岗以为北门。从此象岗与越秀山分开成一孤立的山岗，因凿山而拓宽的大北外直街(今解放北路北段)，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出入城北的通衢，清顺治十年(1653)在岗顶筑拱极炮台，与邻近的保极、永康(又称四方炮台)、耆定三台连成拱卫广州城北的防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岗又划为军事用地，到七十年代,楼宇店铺遍布岗麓，仅存顶部如一孤丘。八十年代初，将岗顶削低17米建公寓楼,在开挖墙基时发现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文帝"陵。发掘后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象岗由此名传中外。
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在岗顶建拱极炮台，与邻近的保极、永康(又称四方炮台)、耆定三炮台连成守卫广州城北的防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岗划为军事用地，到七十年代楼宇店铺已遍布岗麓，仅存顶部犹如一孤丘。
这里因为是广东保存最好的王陵，为了保护文物收费10元。南越赵眜文王陵墓的发现也为找寻南越武王赵佗陵墓提供了一些线索，据史书记载赵眜之子明王赵婴齐死后，安葬于南越国的都城番禺。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吴国皇帝孙权因听闻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陵墓多有奇珍异宝，于是派遣交趾治中从事吕瑜领兵数千人前来广州挖掘赵佗的陵墓，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吕瑜却挖掘出赵婴齐的陵墓，在陵墓内发现丝褛玉衣和皇帝信玺、皇帝行玺等金印。1983年，在广州西村发现一座大型的南越国时期陵墓，墓坑长13米，宽6米，曾遭严重盗掘过，残余的玉饰等文物和南越王墓相类似，考古学家推测此墓可能就是孙权派人挖掘过的赵婴齐的陵墓。而赵佗这位横跨了秦始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六任帝王的岭南霸主，活了整整103岁，其陵墓应比赵眜的陵墓还要雄伟，根据古代葬俗，考虑到赵眜陵墓是在象岗发现的，而距离它最近的便是越秀山，因此赵佗墓在越秀山的可能性极大，愿这位传奇帝王能再今后的考古发掘中与我们早日相遇。
此外很多人说南越国国力强盛，文物奢华，精品较多，这只能与其他西汉诸侯国所在的地方相比较。南越国偏安一隅，其土地面积、人口与国力财力等与西汉中央政权是不可比拟的，但墓中发现的玉器，数量众多且精美超凡，与同期诸侯王墓出土的玉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跟中原大汉王朝相比较还是有着不少差距，从文王墓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玉器大多是在使用时就已破损进行过修补，而那件举世闻名的南越王赵昩的丝缕玉衣，虽在入葬时的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制作，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近10年左右，是我国迄今所发现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品种，但玉片在玉质上，头、手、足部的材料较为单一，躯干部位则玉质较杂，由多种玉料组成。玉衣玉片大部分为真玉，颜色呈现半透明的灰色，同时还发现了非玉质的“假玉”玉片，材质为石英岩。真玉部分的玉质较杂，有新疆和田玉、岫玉老玉，广绿玉等，玉衣头套、手套、脚套同躯干玉片存在明显差异，头、手、脚部位的玉片制作较为完整，躯干裤筒玉片中发现大量玄璧改制玉片等现象。在制作工艺上，其中头部、手部、足部位置的玉片边角均有钻孔，使用丝线进行串联，玉片厚薄均匀，表面进行了抛光制作工艺精良；上衣和裤筒部位的玉片则做工较为粗糙，厚薄不一，材料上选用废旧玉器或者玉石边角，玉片的排布规律性较随意，玉片上无孔，组合方法为正面以丝带纵横和斜向交叉的黏联，背后以麻布贴衬，与刘胜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可想当时南越国并不具备发展玉器技术与文化的条件，却经济基础还是薄弱，但这也恰恰反映出岭南当时的经济生产生活水平，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繁华和民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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