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跳

——富士康作为文学的母题与文学的作者

文/谢湘南

富士康是一位小说家。“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自杀事件”其实是一篇难以逾越的传世佳作。这篇小说的标题就叫《十二跳》。从文学作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至今国内的作家，都无法望其项背。我甚至认为，连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无法与《十二跳》进行比拟。虽然它们有着同一的荒诞性，有着一样的令人屏息的惊悚。

当格雷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很大的甲壳虫时，他还想着如何去上班。他试图克服对工作的恐惧。而《十二跳》中的主人公，从或许同样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有没有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机器手臂亦或别的什么呢？《十二跳》中并没有进行清晰的交待，而是直接用一个从高楼上飞身而下的姿势，将叙事的悬疑性推到一个顶点。我觉得这也是富士康比卡夫卡要高明的地方。他用一个生命的自我终结，给了小说一个高起点的更富吸引力的开端。也给了读者更开阔的想象空间。他不是让人去变成丑陋的动物，而是让人去直面自身的处境，去对自我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意义进行生死拷问。

在《十二跳》中，富士康一开始就在塑造与自身相对抗的战士。很显然，这样一个战士显得过于势单力薄，为了使小说更具张力与戏剧冲突，富士康的传神之笔，紧接着安排了另一个生命的划破夜空的起舞与跳跃，在读者尚未喘过气来的时候，《十二跳》以摇滚乐的闪电节奏，再次书写了我们文学的终极命题——面对死亡——有无所畏惧的战士纷纷探出头来——将小说的情节一次又一次推向我们难以想象的高潮。所以在我看来《变形记》根本不可能与《十二跳》同日而语，从文学容积率方面来衡量，我觉得《十二跳》其实相当于众多卡夫卡小说之和，它是《城堡》（富士康就是一个很富象征意味的城堡）+《变形记》（数十万的流水线上的员工在里面上演“变形记”）+《在劳改营》（过着毫无差异的标准化的劳动生活，诘问劳动改变命运）+《饥饿艺术家》（在一个没有交流的环境中，自我异化）+《筑洞》（用可能的梦想在黑暗中打洞）+《审判》（城内城外都投来关注的目光）+《判决》（抢在社会的狂乱宣判之前，以非正常死亡进行自我判决）+《在流放地》（必须面对绝对的权力，正视父 权与暴君）+《中国长城修建时》（就像修筑长城的砖块看不到长城是什么样子）+《美国》（异域的召唤，资本的胜利）。但富士康还有一个比卡夫卡狡猾的地方，他发动了，或者说被动地发动了社会各界来参与他的创作。这种跨界式的联合写作方式，或许是卡夫卡永远不可想象的。

在卡夫卡的时代，当他闭门孤独地写作时，他绝对想象不到，许多年后的中国，庞大的社会机体，一起同构小说的情景。但我们还需要回过头来进行另一层面的比对。《十二跳》并未逃离卡夫夫所书写过的文学母题——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人是如何被异化的？值得庆幸的是在《十二跳》中，这一母题有了新的发展——被异化了的人，作为书写的主体，其精神特征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是作为战士，作为对抗的主体，出现在这样一篇小说中的。而这种改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是在媒体、网民、政府、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下，来进行书写的。作为企业的富士康，与作为文学中帝国意象的富士康，与小说家富士康，在内心激烈的冲突与对撞中，在与社会各界进行可能有效的沟通之后，做出了合乎情理的互文处理。它以隐蔽的口吻，以十分符合现实逻辑的写作线索，展现着小说中惊心动魄的画面。

半明半暗的夜、高楼之巅、血、飞翔的戛然而止、巨响、模糊——被目击、保安、铁马、警戒线、被抓拍的头发、人群中唯一静止了的工装、轮廓消失了的脸……

这一再重复出现的画面，像一组立体镜头，构筑起一个不规则的十二面体，有如城市广场中的巨大装置（抑或如矗立在我们城市的开发区的雕塑与纪念碑），无论我们站在哪一个侧面看，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虽然那紧贴着水泥地面的轮廓消失了的脸，与我们并无相像。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手法呢？能紧紧抓住我们在冷风景中游离的躁动心跳，使我们愕然如面对恐龙的鳄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辞？让我们沉迷在对不可能看到的细节的猜想中；这是一种什么写作，令作为写作者的我，倍感挫败与自卑呢？令我感觉写作再一次丧失了意义呢？

十分有必要对富士康的写作方法进行简要的分析与概括，在我看来，富士康才是属于真正的“生命写作”。那些宣称自己是用生命在写作的作家，在面对富士康的写作时，是否会感觉到自己的无力矫情而羞惭呢？富士康用十二个年轻的，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晓其名字的生命，用无敌的青春，用凄丽与华美的姿态，用相当冷峻的笔法，书写了现时代在资本涡流与工业机器的连接中难以看到生活意义的生命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