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4      作者：陈浩武    来源：就士游

法国《人权宣言》

本文为陈浩武先生2018年4月在共识沙龙微信公益讲座《欧洲的启蒙》答书友问录音整理（下）。

大家晚上好，4月27号晚上关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的讲座，听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借今天的讲座回应一下，重点是把眼光从欧洲转向中国，更多地从中国的角度对启蒙运动做一些阐述。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西方启蒙运动的主要成果；

中国式启蒙运动的特点；

“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西方的启蒙运动取得了哪些成果？

 

西方的启蒙运动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思想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19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决定人类走向和社会变迁的力量，不再是依靠军队、战争，而是通过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演变成一种思潮；当这种思潮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它就会变成改造社会的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觉得这一点是启蒙运动对人类带来的最大成果。

 

人类在启蒙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潮或者说思想成果，包括那些方面呢？我们来梳理一下：

 

第一、“天赋人权”思想的确立。

 

启蒙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当时的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先验”的东西，这个“先验”的东西是什么？法国的笛卡尔称为“天赋观念”，英国的洛克称为“天赋能力”，自然法学派称为“天赋权利”或者“天赋人权”，包括一个人的生命权、私有财产权、自由权、反抗压迫权等等。为什么叫“天赋”的权利？就是因为人这种“先验”的东西是上帝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是神圣的，是不可随意剥夺的。

 

这种观念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已经演化成人类具体的文件的范本，比如说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之上。”第二条，“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再看美国的《独立宣言》，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引用的这些文本，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世纪性的文本，充满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且构成了法国、美国立国的根本。比方说，在创建美国的过程中，那些立国的先贤们就非常鲜明地捍卫这些思想，把它们演变成美国的宪法，演变成美国的立国思想，也演变成美国的治国根本。

 

第二、社会契约思想的确立。

 

政府是怎样产生的？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何处？什么样政府才是正当的政府、合法的政府？启蒙思想家认为，政府其实是一种契约的行为，所有的政府权力，都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这个枷锁就是政府。卢梭提出，国家创建的理性逻辑是这样的，人类想要生存，个体的力量是微薄的，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及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可行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即国家。所以卢梭认为，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生而自由与平等，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国家，所以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一个结合体。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商务版）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国家的主权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受托方，是法律的执行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按照这种契约理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就是说，人民通过纳税雇佣政府来为民众服务，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建立国防军，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建立治安警察，于是，人们通过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通过自愿缴纳一些税款，委托政府来组建军队、组建警察保护国家，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军队和警察一定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更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护院家丁。

 

第三、“主权在民”的思想的确立。

 

“主权在民”，就是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的确立。启蒙运动所形成的“天赋”权利的思想，保证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也奠定了整个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我们再看美国《独立宣言》，“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这一点非常清晰。《独立宣言》还写道，“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证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利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政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一个新的保障。”所以“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在今天就演化成全球普遍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才是社会的主体，政府不过是纳税人雇佣的仆人；为了使纳税人的意志得以贯彻始终，所以才有议会政治、立#宪政府和政党轮替这一系列政治体制设计，使“主权在民”的这一政治原则能够得到保障。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启蒙运动的一些其他的社会成果。比方说，伏尔泰的自由思想的确立，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以后，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唯一标准；再比如说，孟德斯鸠关于法治思想的确立，在他的整个体系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要梳理启蒙运动的这些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在今天的欧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存在，但是我认为在中国，今天还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状况，还停留在远离人类文明的洗脑的阶段。比方说，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经常听到什么“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整天充斥媒体的颜色基因，军队要听从指挥，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历史功绩等等。这些荒唐、陈腐、远离人类文明的陈词滥调，依然充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经过洗脑的民众，对这些东西缺乏思辨能力，也以为一切都是领袖人物的恩赐，习惯匍匐在权力的宝座之下歌功颂德。

 

所以，当我们用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整个人类的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主权在民”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等等观念，来衡量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离人类文明还有十万八千里，还远远没有完成精神和思想的启蒙。

《圣塔菲协定》的签订

关于中国式启蒙的发生和特点？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下。

首先，中国式启蒙晚于欧洲400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启蒙和中国的近代化，要远远晚于欧洲，而后面很多问题的出现，都跟这个“晚”有关。

那么，中国的近代化起步比西方大约晚了多长时间呢？我认为晚了将近400年。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从5世纪到15世纪是中世纪，而中世纪的终结，就是西方近代化的开端。我们知道，在1492年，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国王伊莎贝拉和哥伦布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叫《圣塔菲协定》。圣塔菲是一个小镇，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林纳达城附近。《圣塔菲协定》主要的内容是由卡斯蒂利亚王室来资助哥伦布去探险，由于有了这次资助，而导致新大陆的发现，有了人类文明一个新的开端，乃至从16世纪以后，西方就沿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的轨迹，进入到工业革命的阶段。所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内生变量的自发演进，是人类在整个认识社会和认识自然、探索自然过程中一种自发的演进，这个演进的结果就是英国条约体系的建立，也就是世界秩序的形成。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的近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了海外殖民化的进程。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挑战，中国的变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以东方文明来回应西方挑战，所以我把它称为是一种外生变量的改革。欧洲是内生变量的秩序，中国是外生变量的改革。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一个课题，我称之为“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轴心文明包括古犹太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这些文明的转型过程，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所谓“比较困难”，就是轴心文明国家在它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正当性问题。19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西方文明挑战，在这之前，古中华文明是一个以中国儒家为核心的文化圈，或者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朝贡体系。

所谓的中国，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因为中国在古代有令人骄傲的儒家文明。中国人一直强调“夷夏之分”，“夷”指的是西方、四夷，是落后的，而“夏”指的是华夏，华夏是文明的中心，是先进的，是发达的，是值得荣耀的、值得骄傲的文明体系。所以当这种文明受到外来挑战的时候，就会本能地排斥外来的文明，始终保持自己文明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明才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明层次，中华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而对其他文明都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落后的。

所以轴心文明国家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恰恰是这些自我中心主义成为国家转型的巨大障碍，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应该优越于其他文明，它无法解决自己向其他人学习的正当性的问题，它不承认别人比它更先进，它拒绝、排斥这种文明，这也就是中国在转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叫“礼仪之争”。所谓的“礼仪之争”，是指在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文明的时期，教皇和中国皇帝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我今天不去展开“礼仪之争”，我只是说，到了1840年，当西方文明来挑战东方文明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已经没有在明代的时候东西方文明交流时的那种平等和从容的心态。

在利玛窦来华的那个时代，也就是东西方刚刚开始交融的时候，双方知识阶层的态度是平等的，心态上是从容的、不卑不亢的。我们从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关系，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对中华儒家文明给予的足够尊重；同样，中国的儒家学者和朝廷的高官，对基督教文明也是予以足够的尊重。传教士在那个时候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文化非常有礼貌地翻译到欧洲。比方当时在法国，利玛窦带到西方去的文学作品《赵氏孤儿》，被伏尔泰改造成剧本在巴黎公演，名噪一时。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那些高贵的女性，一边读《赵氏孤儿》，一边品尝中国的红茶，对中国文化津津乐道。

鸦片战争，英国战舰击沉一艘大清戎克船

到了1840年，当东西方文明开始冲撞的时候，这种从容的心态就完全消失了，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坚船利炮，他们是侵略者，他们对中国是列强环伺的状态。同时，中国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变得极为焦虑，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在这种焦虑的心态之下，难免进退失据。

更为严峻的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以后，由于中国败于日本，这个结局远远超过了国人的想象。因为在中国人心中，日本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是“倭寇”、“倭国”；结果没有想到，日本人通过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大，能够把它的老师打败，国人在心理上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更增加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这种焦虑的状态。

中国近代化转型起步“晚”，以及东西方文明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所带来的焦虑心态，导致中国启蒙思想的空间变得十分逼仄。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在野者，都失去了从容的应对，失去了宁静的思考，都希望通过剧烈的变革，以一种革命的、催枯拉朽方式，使社会的改造一举成功。所以，焦虑和急躁就成为当时中国的普遍心态，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造成了中国激进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大行其道。

五四运动

第三个问题，关于“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我们回顾一下，西方在启蒙运动以后，形成了两大社会改造理论。

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以经验主义、保守主义为主体的社会改良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人类进步是一个不断地根据常识、根据历史传统，同时受制于自由本性和上帝意志的一个渐进过程，是自然法和人类主观意志结合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带有一种神圣性。所以，对这种文明要保持一种基本的敬意、理性的评价和传承，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认为，人类到19世纪为止，所有的文明全部都错了，应该推倒重来。这种思潮在法国启蒙运动后期开始上扬，慢慢发展成一种无神论，一种大革命的观点，一种反对上帝的观念，法国大革命就是集中的反应。当然，在欧洲，这种思潮最具有代表性、最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

在五四运动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大体上代表了欧洲这两种思潮。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康、梁所提出的“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应该说是非常有远见的，而且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当时梁启超给孙中山写信，认为在中国，保留一顶皇冠，并且在制度上加以改良，可以避免暴力革命，可以避免社会陷入致命的混乱，可以避免许多痛苦和灾难。事实证明，康、梁比孙中山更了解中国的国情，因为在中国，一旦没有皇帝，就一定会有无数的豪强蜂拥而起争夺大位，就一定会导致军阀混战，兵燹四起，生灵涂炭，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事实上，清帝逊位以后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在五四运动前后，两派当中，“虚君共和”派，是英国式的，暴力革命派，是法国式的。非常不幸的是，革命派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占了上风，出现了一茬一茬的问鼎者，发生了一拨一拨的血流成河，社会真的像康、梁所说的，出现了灾难性的结果。

回顾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三种社会思潮：一个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一个是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革命派；一个是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派。其中章士钊和严复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比较接近欧洲英美传统的社会思潮，即英美保守主义。但是我们看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革命派形成合流，构建了后来的国共两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主张激进革命；而带有英美保守主义思潮的力量很快就被淹没，这是非常不幸的。

《甲寅》杂志

当时北大有两个刊物，一个是《新青年》，创立于1915年，一个是《甲寅》，创立于1914年。《甲寅》所宣传的理论，或者说它所代表的思潮，就是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潮，而《新青年》所代表的思潮，就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的思潮。《甲寅》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而《新青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演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再回到前面所讲的，为什么这种激进的革命能够大行其道，成为中国式启蒙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士人和新派的学者都焦虑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战败、由于割地、由于赔款所带来的耻辱，给中国士人带来的反思和批判，将根本原因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使得中国精英阶层丧失了分辨外来文明良莠善恶的底气和智慧。

中国的激进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狂飙突进，有两个来自欧洲的思想在推动，一个是法国启蒙运动后期的边沁的理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边沁的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可以通过理性构建的对象；马克思的理论认为，以暴力革命彻底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和旧的秩序，他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鼓吹的就是用暴力去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现有的社会制度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五四人物画像

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和忧患，茫然失措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完全丧失了文化的自信。而正当我们陷入茫然失措、不辩真假的状态时，来自苏俄的信息令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利用红色苏维埃政权的优势，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有影响力的人如孙中山、吴佩孚、蒋中正、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施加影响，向中国输出一种新奇的所谓人类拯救的学说，全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度发表《对华宣言》，主要内容就是宣称废除帝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国的失地，并且放弃“庚子赔款”和俄国在华的所有特权，建立恢复外交关系等等。苏俄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正是中国在《凡尔赛和约》当中的秘密条款暴露之时，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由此而起；所以俄国伸出的橄榄枝，对危机深重的中国来讲，似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消息，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误以为苏俄才是真正对中国平等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团结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显然这里所说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很明确地指的就是苏俄。今天来看，正是这个“平等待我之民族”，给我们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让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同时，这个声称要归还中国土地的苏俄，前后占领了中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今一寸都没有归还。

因为中国的启蒙和近代化的起步晚，导致了中国的焦虑，正是因为国人的焦虑和逼仄的启蒙空间，以及我们力图以一种最快捷的方式来变革社会，使我们引进了法国的这种社会构建理论，引进了苏俄的共产主义学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共产国际成立

   

我把今天晚上的讲座做一个简要的归纳：

第一个问题，我简单地梳理了启蒙运动所取得的重大精神成果，我认为启蒙运动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思想成为力量。人类社会的变迁已经不是依靠军队和战争，而是依靠思想的力量，依靠观念的力量，依靠思潮的力量来改变社会，而这种观念、这种思潮给人类最大贡献的就是人权的理论、自由的理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这些成果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我所讲的是中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我从中国启蒙起步太晚或者说由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比西方晚了400年左右，而导致了我们精神空间的逼窄和启蒙运动空间的逼窄，使国人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带来了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大行其道。这种激进主义在边沁思想的指导和苏俄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今天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影响，这也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问题，五四运动思潮对今天的影响。

关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