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欧洲的启蒙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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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浩武,今天受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启蒙运动的课题,也是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读书的体会。
我是学经济学的,也是做经济工作的,在历史学方面,我是一个票友,仅仅是对世界历史文明有兴趣而已。所以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首先,我想讲一下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一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种称为韦伯的历史观。
第一种历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认为人类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可以来解放生产力;认为人类历史是呈线性发展的,也就是所谓的“五个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现在仍然充斥我们的学校教育的历史观。
其实,人类还有另外一种历史观,就是韦伯的历史观。韦伯的历史观认为: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罗马法的复兴等等,是一个不断地对人的价值发现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不断实现现代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根据常识和历史传统,诉诸于人类的自由本性和上帝的意志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从皇权、从神权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权利和理性。按照韦伯的历史观,为了保证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人类社会选择了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制度。
今天讲启蒙运动。首先,我们依照韦伯的历史观来看,启蒙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怎么样来定义启蒙运动呢?我想引用康德所说的话:“启蒙运动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康德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人要求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我想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和解释,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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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启蒙运动前的欧洲,这是一个铺垫。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15世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分野。在149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伊莎贝拉的军队攻下了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格林纳达;在同一年,她还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西班牙的探险家哥伦布进入了南部的美洲,支持他的探险。哥伦布的探险是人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地理大发现”,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分野。
当人类进入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在现代文明进程当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叫“文艺复兴”,另外一件叫“宗教改革”,这是在欧洲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两个车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摊开欧洲的地图,以阿尔卑斯山为界,我们可以把它划成两个文化圈:一个叫拉丁文化圈,一个叫日尔曼文化圈。所谓的拉丁文化圈,包括以拉丁语系为主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所谓的日尔曼文化圈,就包括德国、英国、荷兰这些国家。在当时,这两个文化圈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虽然它们都在欧洲,但是南部欧洲拉丁文化圈非常发达,而北部欧洲日尔曼文化圈几乎是蛮荒。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和法国人手上,而且当时的基督教传播的《圣经》只有拉丁语,整个罗马教廷是以拉丁语作为基本的语言来传播基督教的;而在日尔曼文化圈,人们不懂拉丁语,他们其实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受众,是教廷的一个受众,处在这种蛮荒的状态。
在16世纪,在拉丁文化圈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以感觉主义为特色的一场人性解放的运动;在日尔曼文化圈则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而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以信仰主义为特征的道德纯洁运动。
到了17世纪,这两个文化圈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南北欧洲的状况发生了颠倒。本来文化先进的拉丁文化圈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落后的国家,而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德国、英国、荷兰、北欧这些国家都成为发达国家。
黑格尔认为,绝对的精神总会在某个时期选择一个民族作为其精神的代表。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15和16世纪是意大利和德国,而17和18世纪则是法国和英国,我们要讲的启蒙运动就是在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发生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启蒙运动前的欧洲的背景是一个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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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理性主义之光”,就是说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弘扬的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成为整个启蒙运动的重点、核心和目标。
我刚才讲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的虔信主义,这种信仰的高扬,宗教信仰的成熟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虔信主义也留下了历史遗产。我们知道,16世纪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口号,叫“三个唯独”,就是“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他当时提出来的这“三个唯独”是针对教会的腐败,针对罗马教廷的腐败,马丁•路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罗马教廷当时要人们去买赎罪券,去花很多钱奉献给教廷,供他们挥霍腐败,马丁•路德立志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人和上帝之间只有一个,就是信仰,人和上帝之间根本不需要教会这些“中介机构”,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去面对上帝,就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他当时所提出来的“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深入人心。
但是,任何事情如果推向极端,它就会走向反面。到了18世纪,这“三个唯独”的消极和负面的问题就出来了,就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局限性。比方说,宗教改革的两大弊端,第一个就是对理性精神的压制,第二个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民族间的仇恨和战争。
我们知道“文革”后期,曾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两个凡是”的观念不破除,肯定就形成一种改革开放的精神枷锁,因为你搞“两个凡是”,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原来的轨迹上,社会不可能进步。马丁•路德的“三个唯独”,也有同样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导致了理性精神的淹没。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切以圣经为标准,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精神,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坚持“三个唯独”,我们始终把圣经当成唯一的标准,很显然人类社会在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就一定会受到压抑。
所以,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铺垫就是怀疑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说,由于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虔信主义,它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怀疑主义。
怀疑精神是对信仰主义的一种解构,也是对16世纪“三个唯独”的一种精神突破,如果说16世纪的信仰主义是对怀疑精神的否定,那么17世纪的怀疑精神就是对信仰主义的挑战。怀疑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我这里重点说一下笛卡尔。
笛卡尔是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同时也是欧洲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出身于贵族,参加过“三十年宗教战争”。而且笛卡尔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来的怀疑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叫做“怀疑一切”。笛卡尔认为,世界上除了数学,几乎所有的哲学都是无用的,而且他认为上帝可能是一个骗子,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唯独怀疑本身不值得怀疑,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说法,我刚才说他是对信仰主义的一种解构。
那么怀疑需要一个主体,在笛卡尔看来,这个主体就是“我”,所以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他说,“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因为当我怀疑其他的时候,我无法同时怀疑我本身的思想。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了。”可以理解成我的存在就是因为怀疑,因为我在思想、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想的思想者,作为一个怀疑的怀疑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所以这个我就是思维者的我。
怀疑主义再进一步往前,就是经验主义的兴起。如果说怀疑主义是“破”,那么,经验主义就是“立”。启蒙运动时期的怀疑主义者,并非古希腊时期的怀疑主义者,古希腊时期的怀疑主义者是把怀疑当作目的,而启蒙运动中的怀疑主义者是把怀疑当作手段,他们要在对世界的整体的怀疑当中去找到那些不可怀疑的东西。怎么找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实验来证明事物的正确性,正确的东西就是经验。所以经验的东西是不值得怀疑的,要能够去确定它的怀疑,或者通过理性来证明那些不可怀疑的东西,就是经验。所以,经验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也是现代哲学的开端。我们说,经验主义有三大代表人物,他们就是洛克、贝克莱和大卫•休谟。
经验主义者强调,只有合乎经验的才是合乎理性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知识全部来源于经验。比方,洛克就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归根到底是来源于经验,所以洛克认为,人其实在认知世界之前是一张白纸,是因为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心灵的反省才使经验得以积累,这就是经验的来源。在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经验主义指向的首先是基督教神学当中那些所谓的神迹部分,比如说水可以变成酒,比如说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等等,休谟认为这些神迹是无法提供受控实验来证实的,我们无法证实水怎么能够变成酒,也无法证实耶稣在海上可以行走,所以他认为,这些神迹是违反经验的。
大卫.休谟
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挑战的,首先其实是《圣经》的权威,是神学的权威。当然这个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科学家对神迹这种权威提出挑战,并不是他们反基督教,他们本身仍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只不过他们的经验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重建基督教,力图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
经验主义者强调经验,是为了反对超验的,经验主义者通过受控实验来探讨事物的真实性,一方面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自然界是充满规律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极其精美,而且充满运动规律。
比如,当时在受控实验和科学中,天文学就通过观察、测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他们通过这些数据和理论推翻了中世纪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的天文观,而重新确立了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就是经验主义通过经验、通过受控实验、通过他们对人类科学技术的认识而使他们确立了科学的观念。
经验主义者还进一步的认识到,内心的自我也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的本质就是理性,主观上表现为一整套严密的思维逻辑体系。更重要的是,经验主义者认为,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和人类内在的逻辑思维体系具有某种同步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经验主义者首先通过科学的方法认识到外在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类内在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体系和外界的客观世界的规律有某种同构,就是说,客观世界的规律和人的主观思维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这个事物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怀疑主义到理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
我再讲一下关于宗教宽容。这也是导致人类理性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因为在当时宗教和信仰在人的精神生活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在1529年的时候,就是在16世纪的上半叶,德国在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组成的国家。这些大小诸侯国为宗教信仰开战,同时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也有军事冲突,神圣罗马皇帝的军队打败了,所以在1555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奥格斯堡和约》。奥格斯堡是一个地名,《奥格斯堡和约》确定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则,就是“教随国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究竟是信天主教还是信新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你所生活的国家而定。这个“国家”指的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的国王信天主教,你的臣民就信天主教,国王信新教,臣民就信新教。
“教随国定”的原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但是,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1618年—1648年之间,四分五裂的德国又一次爆发战争,也是因为宗教,这场战争被称为“三十年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是非常惨烈的,给德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还有其他的伤害。那么“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是在1648年,签订了另外一个条约,就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和约,这个和约的意义就是把原来的《奥格斯堡和约》所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推广到所有的宗教。因为在启蒙运动当中,很多知识分子站出来批判宗教专制,比如说,洛克就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宗教专制、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宣传一种和平主义态度,这种批判实际上弘扬了一种普遍的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
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带来的宗教宽容,对欧洲的文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宗教宽容的理念,首先从天主教发展到新教的各个教派之间,然后拓展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之后再扩展到信教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甚至从宗教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道德领域和日常的生活领域,形成了欧洲的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还发展到经济领域,比方说,关于财产权的问题,宽容精神从普通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宽容发展到对人的生命权、财产权的尊重。再比如伏尔泰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启蒙运动发生的一些铺垫,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这种怀疑主义、理性精神、宽容精神的兴起 ,统统都在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做一些精神、文化和各个方面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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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7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么英国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牛顿和洛克。18世纪是法国的世纪,它的代表人物就是伏尔泰和卢梭。我前面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精神的代表。
1687年,牛顿发表了一个划时代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当中,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他认为宇宙中一切的物体都遵循这个定律。牛顿这种几近完美的宇宙观和宇宙理论,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科学的领域。牛顿使人们认识到,理性分析对人类行为和制度同样是有效的,虽然他所观察的是在科学领域,我们可以用这种理性分析对人类行为和制度进行有效的探索。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洲和美洲的思想家、哲学家一起展开了一场雄心勃勃的人类思想运动,这场思想运动我们把它称为“启蒙运动”,它的目标就是要用理性精神来改造世界。
我觉得启蒙运动是沿着自然神论、经验论、自然法学派和百科全书派,这么一个精神轨迹来展开的。
首先,自然神论在启蒙运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武器。所谓的自然神论,就是把自然“神”化,它其实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上,来重新描述上帝和自然的关系。自然神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钟表匠和他制造的钟表。上帝就是一个钟表匠,当上帝用他的理性创造了世界以后,世界就按它自己的规律来运行,并不需要我们今天把这个表修一修,明天把这个表拨一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制造的这个极其精密的钟表,它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所以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他就把世界交给牛顿来管理,而上帝其实是一个不在家的主人,他只负责创造世界,由牛顿来负责管理世界。我们看到,自然神论非常巧妙地把上帝从自然这个领域当中赶走了。自然神论者认为,天上有一个尊重自然规律的上帝,这就是科学,人间就一定会有一个遵循法律的君王,这就是民主。自然神论用这种方式来重新解释了上帝和自然的关系,上帝和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新解释就把基督教从一个启示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所以自然神论这种认识的方式是非常奇妙的,也是非常伟大的。
除了自然神论,在启蒙运动当中兴起的还有一支叫自然法学派。在17到18世纪,这种自然法学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且达到了一个高峰。自然法学派所强调的是法律的价值取向,强调法律的公平、正义、理性,强调实在法,就是人定的法律应该服从自然法,服从公平、正义这一根本理念。比方说,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比方说,法无明文不为罪,比方说,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人民、主权、权利、分立这些思想都源于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的存在,好比说我们面对刑法,这是一个人为的立法,但是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法的价值,这个“法价值”是独立于实在法之外的,而且是作为鉴定实在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举个例子,我们有刑法,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究竟会不会取消死刑呢?这个会或者不会,它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价值。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非常注重这种“法价值”,把这种“天赋人权”的观念通过一种实在法体现出来。自然法学派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且以这个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做一个批判性的评价。所以,其实自然法学派的这种权利观念带有很明显的“天赋”色彩,就是“天赋人权”,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格老秀斯
在启蒙运动以后,这种自然法理论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我这个地方说的“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和神学而言。比方说,格老秀斯,这是一个荷兰的法学家,他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的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也提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管理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可以看到,启蒙运动者把自然法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
自然法学派在启蒙运动以后,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立法思想。我们今天来看,自然法也是构成美国立法的基本思想体系,那么美国的立法思想体系当中有哪些东西是在强调着自然法的理念呢?比如说,人身保护权是建设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有限政府的概念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分权和制衡的概念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契约和权利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保护家庭和婚姻制度、携带武器、无代表不纳税等等这些现代的政治理念,全部来源于自然法。
大家知道,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康德把整个启蒙运动称为理性的解放。所以这些高扬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都认为,理性乃是肯定人间文明的一切标准。人间文明中不合理性的东西便都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所有的道德、文化、思想、社会规则各方面都必须符合理性,而理性乃是唯一合理的创造的动力,只有由理性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是合乎理性的。所以这个思辨逻辑其实是把理性提高到相当于上帝的地步。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以信仰的权威来取代教皇的权威,那么17世纪这些科学家,18世纪这些哲学家,他们在启蒙运动当中,是力图以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法国启蒙运动在最后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就叫“百科全书派”。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在整个启蒙运动当中,所有的这些哲学家、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其实所谓的启蒙就是用知识去启发人民的蒙昧,使人走出蒙昧状态。我前面讲到很多这种例子,比方说天文学,还有其他很多学问的发展,都是因为人在怀疑主义以后,通过这种受控实验来积累了经验,于是他们就认识到自然的规律。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些启蒙运动者发现,人其实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要走出蒙昧,唯一的手段就是普及知识。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法国的启蒙运动者开始编辑《大百科全书》,主导者是狄德罗,他也是启蒙运动后期一位非常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动员了当时法国甚至世界上很多大的知识分子来参与,要把《大百科全书》编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力图通过知识的普及,去武装民众。《大百科全书》对以后的知识的积累和知识的体系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再讲一下法国启蒙运动当中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或者说代表人物,大家可能对这些人都比较熟悉,我就简单地说一下。主要是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伏尔泰,一个是卢梭,一个是孟德斯鸠,他们可以说是整个启蒙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人物。
伏尔泰提出了自由的思想,卢梭提出了民主的理念,而孟德斯鸠提出了法治的观念。为什么说18世纪是法国的世纪,就是因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法治也好,这些最重要的思想精华,全部产生于法国,产生于这些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伏尔泰
伏尔泰,是整个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名字是弗朗索瓦。伏尔泰并不是他的名字,他在年轻的时候发表了一部歌剧,用了伏尔泰这个笔名。1718年,他在24岁的时候写了一部歌剧,就是《俄狄浦斯王》,这是来自希腊的一个悲剧。这部歌剧的公演,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使他在那个时候就扬名欧洲。伏尔泰的一生都强烈地抨击天主教会 ,而且他为此两次被囚于巴士底狱。
1726年,伏尔泰被迫流亡英国。但是这次流亡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在这里深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我在前面讲到17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它的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洛克,牛顿在科学领域,洛克在人文领域。他认为英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国家,比方说政治上的立宪主义,比方说科学的发达,使他对英国的感受非常好。
伏尔泰在英国的时候,自称是洛克的学生,所以他就接受了自然神论,并把自然神论带到了法国。1734年,伏尔泰回到法国,发表了他的《哲学通信》。他的这些思想仍然是反对教会,抨击天主教的,他的一生都是打着时代的旗号反对耶稣,打着宗教的旗号反对教会,他说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就是上帝,他骂教皇是两只脚的禽兽,他一生都在和教会做斗争。伏尔泰的名言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可以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一段话:“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是自由的。”他去世以后安葬在先贤祠。
再介绍一下让•雅克•卢梭,我前面说过,伏尔泰和卢梭是法国甚至欧洲的时代代表人物。但是和伏尔泰不一样,伏尔泰一生都是民族英雄,他从英国返回法国的时候万人空巷,他在欧洲、在法国都有极高的声望,享受极高的荣耀。而卢梭一生穷困潦倒,他甚至靠打杂役为生,他的私生活简直一塌糊涂,他和妓女生了五个孩子。但是卢梭一生坚决地反对伏尔泰,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只要伏尔泰发表一个什么观点,卢梭马上就攻击他。
卢梭最重要的著作是《社会契约论》,它的核心价值是提倡“天赋人权”,也有民主的思想。有人对卢梭的政治哲学的成就评价很高,但是也有人对卢梭的评价很低,所以卢梭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一直到今天。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也不是他的本名,他是一个贵族,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塞孔达男爵。孟德斯鸠的贡献就是那本《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名著系列”翻译了这本书,当时翻成了《法意》,后来翻成《法哲学原理》。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可以看看。其实在孟德斯鸠的时代,他已经把人类社会的各种模式:共和模式、君主立宪模式、独裁模式等等,都做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谓的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治结构都没有脱离他所分析的状态,可以说孟德斯鸠独创了一套政治科学。
最后说一下康德。对康德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所谓的“头上的星空”,这个人就是牛顿,他对康德的影响,就是自然的秩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卢梭,叫“心中的道德律”,对他的影响是良知和道德。我们知道康德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有两件事情让他越来越感到尊敬、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也就是说,他在牛顿那里接受了自然秩序,他尊重头上的星空;他从卢梭那里得到了良知和道德,就是他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
康德这个人物太伟大了,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一直到今天,都是璀璨的。他主张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认为如果把理性上升到上帝的高度,恰恰是对理性的不理性解读,这个话是非常辩证的。
康德的“三大批判”,其中有一本叫《实践理性批判》,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三段式”:第一,灵魂不朽,第二是上帝存在,这是两个前提条件,如果灵魂不朽,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有第三条,你在彼岸会得到一种幸福,这个幸福是按照你的德行来分配的。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对约束当下人的行为和增强当下人的道德意识有极强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康德的“三段式”非常重要。
有人说,康德杀死了上帝,其实这个评价不准确。海涅对康德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评价,他说“在科学和知识领域,康德把上帝赶出去,在道德和哲学领域,康德把上帝请回来”。他这种分类,我完全赞成,我一直到今天都非常肯定海涅的这个说法。海涅还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康德打碎了全部街灯,然后在黑暗中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康德之所以要打碎街灯,就是为了证实街灯对黑暗中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有人说,康德杀死上帝,而海涅则说,如果康德杀死了上帝的话,他也是要告诉你上帝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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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启蒙运动非常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文化,特别是使一千多年来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理性主义的高扬,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兴起。罗素认为,17世纪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携手兴起的世纪,为什么他这样认为?因为有一大批天才涌现。在科学领域,有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波义耳、惠更斯;在哲学领域,有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
那么理性主义是不是都是正面的呢?也不是,它有一些值得批判的地方。比如说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高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以理性来取代上帝,在一定的程度上,颠覆了欧洲一千多年来基督教的价值观,它力图用这种理性的构建的世俗价值观来取代基督教价值观。所以在启蒙运动后期,这种对神的批判、对上帝的批判,甚至无神论大行其道。也因为无神论大行其道,导致了边沁主义的兴起;边沁是一个社会设计师,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希望能够构建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来替代一种旧的秩序。哈耶克所批判的所谓的构建主义,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边沁。
边沁
边沁认为,社会其实是一个可以用人们的理性重新构建的对象,所谓的乌托邦就来源于这种理念。通过边沁的学生罗伯特•欧文的传播,这种理念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它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来自于欧文、傅立叶。边沁的理念,显然和哈耶克的在自由状态下的自发秩序是截然相反的路径。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在边沁的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诞生。苏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通过举国体制赢得了经济的大幅度发展,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而与此同时,西方却陷入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两相比较,似乎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愿景,认为通过边沁的理论,人类社会可以理性构建乌托邦,证明所谓社会主义的成功。当时的罗素、杜威都对这种体制大加膜拜,他们认为边沁的构建主义思想是完全行得通的,而且还可以非常有成效。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三个传统: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苏俄传统,他们强调激进的革命,以胡适和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以严复、章士钊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传统。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三种传统,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激进革命传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胡适和蔡元培在激进状态下的自由主义,就是后来的国民党;而严复和章士钊的保守主义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完全被淹没,就是那种真正的英美保守主义、宪@ 政思想在中国没有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接受了苏俄这种传统,接受了边沁的理论,接受了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我现在做一个简要的归纳,这个讲座的主题是启蒙运动,我一开始就提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然后展开启蒙运动的话题。在16世纪的欧洲,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发生了两场不同的运动,那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运动对欧洲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宗教改革的负面效果,导致另外一场运动的兴起,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在弘扬理性,所以又导致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发展。“启蒙运动”有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也产生了问题,核心就在于科学和宗教的博弈,特别是在法国启蒙运动后期,“无神论”的高扬,“大百科全书派”的兴起,使知识和理性替代了上帝的权威,替代了信仰的权威,使人们又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也就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进的“赛先生”。
有一次周有光先生跟我们说,本来我们应该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就是信仰,赛先生就是科学——但是周有光先生开玩笑说,德先生没有拿到护照,所以它就来迟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儒家的文明本身对法国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大陆法系的传统,也就是强调科学而不强调信仰的这种传统有很强的亲和力,这都给我们的今天留下了很多伏笔,也是我们今天还需要反省的地方。
未完待续,下篇将回复书友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