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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传之十七:亲属

(2012-07-08 07:47:47)
标签:

费孝通

南洋

费达生

费振东

五七干校

分类: 杂文随笔

    费孝通兄弟姐妹五人,关系极为密切。费孝通是五个人中最年幼的孩子,也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母亲在去世时,委托唯一的女儿,也是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来照管弟弟。费达生遵照母亲的遗命,在母亲去世后,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

    费达生是我国著名的蚕丝专家,九三学社成员,原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2005年8月12日在苏州逝世,享年103岁。她创建的吴江县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中国较早的乡村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她为全面提高蚕丝业,做了大量工作。晚年她总结经验,提出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对促进全行业的协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费达生1903年10月1日出生。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费达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4岁入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学习,受到蚕丝教育家郑辟疆的薰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她立志献身祖国蚕丝事业。1920年夏,从女蚕校毕业,学校选派她去日本留学,次年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东京农工大学前身)。留学期间,她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以蚕丝兴国,成为中国的强劲对手;又因经常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歧视,更激起了她发愤图强,挽回利权,重振祖国蚕丝事业的决心。回国后她仍回到女蚕校工作,后来嫁给了郑辟疆。她坚持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长期深入农村,从事桑蚕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

    1920年代,以费达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妇女,深入农村,开展合作运动,推广科学养蚕,获得了丰硕成果,为太湖地区的蚕业改良奠定了良好基础,得到广大蚕农的爱戴。至今老一辈的人还记忆犹新,赞美她们为“蚕花娘娘”。1933年费达生在北京《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的文章,归纳她们的经验是:“农村运动最重要的条件,是从事此种运动的人能有服务的热忱和技术的训练。没有服务热忱,不以事业的成功为人生最大安慰者,很不容易到农村去身受种种生活上的困苦。没有技术训练,即使到农村中去,也不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仰,也不会产生重大的效果。”

   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中国农民最早经营的制丝工业企业。费达生1934年在天津《大公报》《复兴丝业的先声》一文中提出了复兴丝业,“要使丝业安定在农村中,使其成为维持农民生计的一项副业,成为大众谋生活增进的工具。”她在此文中,还总结了乡村制丝合作社的长处:一是原料统一,有利于提高茧丝质量;二是费用较轻,有利于降低成本;三是经济伸缩力较大,工人亦工亦农。费孝通为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所吸引,1935年接受费达生的建议,到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其名著《江村经济》就是此次调查后写成的。费孝通由此提出发展乡土工业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女蚕校和蚕丝专科学校校舍,以及校办制丝实验厂大部被毁,开弦弓村生丝精制合作社及震泽、平望、玉祁制丝所都焚烧殆尽,令人万分痛心。1938年费达生与一部分技术人员辗转跋涉到四川重庆。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有发展蚕丝业的优越条件,她决心在此把散居各地的师生、校友集中起来,创造复校条件,并发展蚕丝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她的愿望受到四川丝业公司的支持,委任她为丝业公司制丝总技师,并拨出一幢房屋,专为接待入川师生和校友之用。次年,郑辟疆率领逗留在江苏、上海等地的师生也到了四川,江苏女蚕校和蚕丝专科学校在四川乐山复课。 1938年“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下设的生产事业组由女教育家俞庆棠担任组长。她计划在四川展开蚕丝技术改造,聘请费达生主持这一工作。费达生受聘后即去川南乐山一带调查,看到川南的自然条件很好,开发蚕桑的潜力很大,这里的桑叶比苏南的湖桑叶大得多,且气候宜人,她认为只要有好蚕种和技术指导,蚕丝业一定可以发展。从乐山回到重庆,向俞庆棠汇报了视察情况,经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洽商决定以乐山、青神、眉山、峨嵋、井研、犍为、夹江等七县为川南蚕丝实验区,任费达生为实验区主任。她的工作对于四川的蚕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费孝通在谈到姐姐时说道:“达姐是老二,所以按妈妈的安排,上了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来到日本留学,成为蚕丝专家,为中国的蚕丝业勤勤恳恳地奉献了一生。她在家乡为农民服务的事迹教育了我,引导我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

    对于姐姐费达生,费孝通一生充满了感激和尊敬,他曾经写道:“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的。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尽管自己做不到,对能这样做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的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姐夫郑辟疆比费孝通年长30岁,与费孝通的父亲同岁,是费孝通父亲的至交。郑辟疆早年曾与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一同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任教。郑辟疆教专业课,费璞安教国文。郑辟疆是吴江盛泽镇人。地处江、浙两省交界的盛泽是江南著名的丝绸之乡,居民自古以来就“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个读书人,屡试不第,游手好闲,以给农民看病谋生。母亲是一位织绸高手,靠织绸维持家用。郑辟疆18岁时考举人未中,就在家乡当塾师。后来又在母亲的支持下,去杭州的蚕学馆学习。郑辟疆考入杭州蚕学馆那年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学习西方、修铁路、办实业、建学堂如同春潮般地席卷九州大地。杭州蚕学馆就是在这股浪潮中兴办起来的全国第一所蚕桑学校,几名主要教员都是从日本请来的蚕丝专家。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蚕丝业,回国后在山东青州蚕桑学校和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执教多年。

郑辟疆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费孝通的父亲后来再娶,又有了六个子女。费孝通继母的名字叫李全,也是女蚕校的毕业生,当时与费达生等在吴江合办友声蚕种场,任场长。

   除了姐姐之外,费孝通与大哥费振东关系最为密切。费振东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教育家。早年应朋友之邀,赴南洋从事华侨教育,在南洋的华侨界有很高的声望。他对费孝通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父亲对费孝通的影响力。

    建国时,费振东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同时也参加了民盟。费振东的长子费皖回忆说:“父亲作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来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任该委员会文教宣传司司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被选为人民代表,同时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1952年出任华侨补习学校校长。”遗憾的是,兄弟两人在1957年同时被划为右派。1975年元旦过后,费振东被诊断出直肠癌,手术后第三天就不幸去世。1979年,国务院侨办给他的夫人送来了一张《关于费振东同志被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文革期间,费孝通去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此期间,他给哥哥写了许多信,这些信保留下来的有22封,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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