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因为她在荷兰留学，所以她也很自然的知道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为了让我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拒绝打杜冷丁，刻意在我面前表现出肝癌是如此的摧毁着她，她每天疼得时候咬自己的胳膊，一直到把牙咬掉，这时，她才告诉我，她想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求我，她求我放她一条生路，当年虽然我小，但是我知道，此生，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放她走。于是，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也因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那年我19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理解我，可是不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问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去世了，应该还有几个月的，知情的人说是我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于是，那可怕的一幕上演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他们说我忘恩负义，他们说我是杀人犯，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几乎是所有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在哭，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遇到这样事情的正常反应，可是从追悼会后，我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而是我已无力去面对这个早已坍塌的世界，自我封闭，成了我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自己，问老天“为什么是我”。

    那一年，我被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日子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我当时的心理医生冒险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孤儿院。

    走入孤儿院的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一双硕大的眼睛盯着我，虽然我还是没有说话，但是那双眼睛真的融化了我。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我，那个女孩是在自己三个月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五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不说话，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地上一个人玩，不去争不去抢，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境况很像还是因为缘分，她喜欢坐在我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乖乖地坐在我的旁边，我也不说什么，看见她就笑，我们像是两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孩子，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坐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从此，我情系此地，每天都来孤儿院，只为了这个小女孩，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

    那一年，我外婆每天都会爬六层楼来看我，那天，她爬楼的时候摔了一跤，我躲在门缝里看她的样子，顿时，我突然发现，妈妈的头发瞬间白了好多，外婆也老了很多，我狠心关上门，然后我问自己：我真的只能如此吗？我真的只能让家人一生都面对这样的我吗？

    我想不是的，于是，我咬着嘴唇忍着其实已经掉下来的眼泪给心理医生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要好起来，我去治疗。

    所以当孤儿院的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快乐的时候旁人说是我救了她，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她救了我。于是我决定我要收养她，我认为只有在我身边，她才是安全的。

    就这样，我陪伴她走过了很多年，等待我符合收养年龄。

    可渐渐地我却发现“爱”与我想象的不同，以前，我认为我一定要收养她，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可渐渐地，我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她的病太严重了，她需要好的医疗，好的心理辅导，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好的特殊教育环境，而这一切都不是我能给的。

    于是，我开始帮她寻找收养家庭，最终有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愿意收养她，而他们家其他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会对她呵护万分，我想，这是她最好的归宿。

    她要走的那天，她躲在房间里一直一直哭，我以为她是害怕，害怕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会孤单会没有安全感，就像我来之前的她。我对她说，收养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好，你去了美国会有很多新的小朋友。可是这个时候，她却说，如果我走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

    当时，我真的感觉到我的心在颤抖，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成年人的想象，她对于未来，没有一个孩子对陌生的事物本能的恐惧，她只是担忧她无法回报我。

    我抱着她，对她说，孩子，你回报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爱你的方式去爱天底下所有人。

    我不知道当年9岁的她是否能够深刻领悟我这句话的含义，她只是趴在我怀里使劲使劲的点头。

    去年她又跟随她的养父母回到中国，我们见面的时候，我问她在美国的生活，平常都做些什么，她说，她参加了和一个非洲小朋友互相帮助的活动，我说，你好了不起，小小年龄就做善事，她突然很深沉地说，因为我想和你做一样的人。

    我很感激所谓的苦难与不幸，它让我完成了人生的终极使命：知道“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什么”，我想，这比追寻人生的意义更有意义。

    我也很感激我所经历的，它让我和我的过去正式的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