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的父母”

　　“他们在人前是标准的好爸妈，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26岁的Sophia讲起父母就很激动。“从5岁强迫参加各种圈圈叉叉班，对我的精神戕害就开始了。画画出一点问题，耳光就下来了；弹琴，如果一段弹了两三遍都出错，他们就拿出两三根针往我手上扎……我只能沉默，听话，服从，但每次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慢慢靠近，我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恐惧，就好像濒死的恐惧一样。”到青春期，暴力更升级了。“谩骂、羞辱、轻蔑，否定我的一切。在这些可怕的话中，我感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毁灭。我经常是靠一个幻想撑过来的：我是一台机器，不怕疼，没有情感，冰冷，你输入什么，我就输出什么……我没法不恨他们。”患有抑郁症的Sophia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远离父母，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在情感上却屡次受挫。她渴望爱，却又灰心地说：“我还是先不谈恋爱的好，我控制不住想残害他们。”

　　Sophia并不孤单。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控诉自己的父母之后，她的帖子得到数百个有相似经历的小白菜的回复，她吃惊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同样的事情发生”。

　　“高中时我妈突然给我跪下，说‘求求你好好学习’。现在都是阴影。”

　　“我好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的，为什么带给妈妈痛苦？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我绝对不会要孩子。我好怕生了孩子又重复我和我爸妈的模式。我不想让我的孩子重复我经历的心灵痛苦。”

　　在小组内组建“公益帮助小组”的心理咨询师王占郡说：“刚看到那些帖子时，我感觉非常震撼：这里就像‘家庭教育错误博物馆’，让我看到一个‘家庭教育重灾区’。错误有轻有重，道理有左有右，但孩子的情绪、痛苦是真实的！”其实，有机会翻出一本流传甚广几乎脱销的心理书籍《中毒的父母》，我们会发现，家是亲密关系的所在，却制造着人世间最深的伤害和怨恨。

“我认得你，因为你是另一个我”

　　“文化是个不断演变的巨兽。家庭是巨兽体内的多体小兽。而个人不过是小兽身上的一点颜色。在以为可以自作主张之余，往往不知道身在万花筒中，稍有牵动，便会改变图案。”这是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写在《为家庭疗伤》前言中的第一段话。

    家是什么？家庭像社会和个人一样，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生着变化。社会心理学家阿琳·斯果林克指出，未来数十年内家庭会因社会领域发生着的3种变化而产生不同的需求。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出工作和女性主义的观念影响，将婚姻的文化理想，推向了更为平等的方向。其次是人口学的因素。家庭结构日益缩小，两代之前还期待的多子女的家庭，现在却变成将经济资源集中在一到两个子女的抚养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心理贵族化”。这意味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变得更内省，对内在体验更为关注，因此对关系的情感质量也越来越感兴趣。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人们都对温暖和亲密有了更高的需要。斯果林克认为，在过去，当家庭生活更多地被视为是对社会角色的服从时，人们是不会对这些情感的缺失不满的。但现在，人们都期待家庭生活应该提供快乐和满足，家庭问题的出现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父母皆祸害”最初的控诉者，突出特征圈定为小学老师们的子女——也许有道理，教师，正好是社会主流意志最重要的输出口。媒体的报道也把子女与父母的冲突焦点简化为“50后”父母与“80后”的代沟。但事实上，现在的控诉者从90后到50后、从待业青年到留美博士都有。他们能够迅速理解彼此，只有一个共同原因：都受过父母的伤。就像小组QQ群招募帖中说的：“我认得你，因为你是另一个我”。

　　相反的声音，无论是批评或是提供建议，在这里都被强烈的排斥和反感。他们常常感慨，“小白菜和非小白菜真是两个物种。”他们觉得，说话的人根本不明白他们曾经或现在仍在经受着什么。或许，置于“父母皆祸害”小组组规之内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初衷：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 

父母无恩论

　　“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如其所是”然而对有一些人来说，想要生活得更好，要逾越的障碍，却似乎比跨越千山万水还要艰难。因为他们要逾越的是，有毒性的父母有意识、无意识在他们的成长中留驻的烙印。

　　一直以来，父母的爱被当然地描述为伟大而无私的，是无条件的爱的象征。“孝”字当头的观念深藏在我们的集体文化意识中。像胡适那样提出“父母无恩论”，实在是稀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所论及的反而是真实：“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即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然而，更多父母就是在“市恩”，他们把孩子视作没有独立意志的附属品，最经常说的话就是：“我这是为他好……这是‘我的’孩子，要他怎样就应该怎样。”

    写作了《母爱的羁绊》一书的心理学家卡瑞尔·麦克布莱德博士，以个人多年与母亲的抗争和临床治疗丰富的经验，分析了一类对子女最具伤害的母亲——“自恋型母亲”。这类型的母亲，所有的焦点和目光只集中在自身，她要么完全忽视孩子的需要，要么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完全地控制着自己的孩子。作为她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就像她的另一个自己，意味着要尽一切努力去迎合她的需求，成为她欲望的外延。

　　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学家刘丹早就说过，只有孩子心中才对父母有着真正无条件的爱，不然孩子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好父母、忠于父母，哪怕用伤害、毁灭自己的方式。

　　心理学家将家庭行使的根本任务定义为：为家庭成员提供一个发展的母体，让他们在其中能够发展为成熟的、心理健康的人。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不同年代的受害者，暴露的问题会惊人一致？”

控诉是走出问题的第一步

　　心理学知识的广泛普及，让我们有了意识，开始去反思、反抗父母的行为。但“控诉”对很多人来说仍是非常困难和难以接受的。承认父母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意味着对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的背叛，也是一种对文化的反抗。

　　“我曾经默默地在小组里待过好一阵子，看着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帖子，不敢有共鸣。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如果违背他们的意志，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忍下去了……”直到父母安排23岁的阿叮和一个带着15岁儿子的有钱老板结婚，她才决定控诉、反抗。“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安全感，不自信，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喜欢评论别人……我当时非常痛苦：自己个性中存在的问题，居然是最挚爱的妈妈带给我的。”潜水很久终于决定加入小组的“梦醒时分”也如是说。

　　控诉是值得肯定的。它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觉醒，却可以带动潜意识里的深层解冻。仍以麦克布莱德博士所研究的自恋型母亲的孩子为例。在一个小孩2岁大时，正是他开始说‘不’和‘我的’的个性化过程。这一过程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开始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爱好、需要和欲望，以便从容不迫地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贯穿一生。正常的父母，会允许这一过程有条不紊地、自然地发生。但是对自恋的母亲的孩子来说，这一过程会受到严重阻碍，因为她不是管得太多，就是完全忽视他们。“被忽视的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无法发展个性、并成为独立的人，因为她一直试着用想象中妈妈的爱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她尝试像一个小婴儿一样和妈妈粘在一起，努力博得妈妈的赞赏和关注。被管得太多的孩子，则没有学会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于妈妈的个体，没有发展出自己的需要、欲望、想法和情感。这两类女儿的情感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在发展自我意识方面都有困难。”

　  开始控诉，就意味着女儿和母亲分离的开始，她总算可以开始表达属于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意志。这是力量的体现，让子女在声讨中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意识和独立。

　　“首先要认识到存在问题，才可能改变。而且，我们的成长中必然有离开父母天地、背离父母过程，自然会有对父母的批判。”该小组的管理员张坤说。

需要超越的“控诉陷阱”

　　“他们还不是坏父母，只是我也没法把他们等同于好父母，基本上他们就是王八蛋！这几十年来，我一个人生活在孤独和无助之中，我只企求一点关心安慰和鼓励，但是连这最基本的要求都得不到，我不知道这样的父母还有什么意义。”说这个话的人已经35岁了。但他舔拭伤痛的样子，仍像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也承担不了自己生命责任的孩子一样。郑立峰说：“许多人到三四十岁，与父母青春期的对抗没有结束；到四五十岁控诉还未完结，还想着要把15岁时不能讲的事和父母讲清楚。有可能父母已经改变了，甚至去世了，他还没放下。”

　　所有的孩子都有两种本能：“被爱的本能”和“去爱的本能”。两种本能是各自独立的，就算没有被爱，还是会有去爱的本能。两种本能都需要有机会自由表达。正是这个缘故，那些憎恨父母的孩子们，在控诉之后仍无法释放去爱父母的本能，这让他们内心更加痛苦。很多控诉者都以为，长大成人独立之后，远离父母就好了，就不被祸害了，但心理上与父母不断的纠结却隐含着这样的语言：他们还在幻想着父母会对自己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无法放下对父母的怨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需要找到父母爱自己的证据。”这无疑是一个悖论，满眼只有怨恨的人，是不可能看到爱的证据的。但越是缺失，人们越会生成另一种强烈的渴望，并以此去评判父母，进入更加失望的循环。可是，就算有好父母，我们几乎每个人，不都在小时候羡慕过别人，期望别人的家长是自己的父母吗？在我们的心底，其实也藏着一个万能父母的幻想。

　　放不下，只意味着沉溺于控诉的情绪、自怜自艾不能自拔，只意味着时光早已飞逝，却仍将自己固定在“受害者”位置上，固定在那个弱小的孩子身上，像当年受到父母的妨碍一样，改由自己妨碍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前行。

　　“我们不能用过去父母的错，为自己现在的不完整找借口。”“比控诉更重要的，是要与自己的生命能量联结，完成自我的成长。当我们变得有力量，可以更好地生活，就不会再紧抱着对父母的怨恨，和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要父母道歉、认错、改正，”控诉者说。但真正的和解却需要先在自己内心进行。

　  “大多数人控诉，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被父母要求、控制或忽视。而父母本身不仅仅是这个角色，也是普通的、有很多局限的人——父母用他们有限的生存模式左右了孩子的成长，父母无力给予孩子的或许也正是他们内心缺失的，他们使孩子受伤了却可能全然不知。”我们说，“当我们不是对父母这个角色作出期待，能用人性的眼光去看父母时，或许才能体会到，他们当时已尽其所能而为。”

　　我们都曾是孩子，大部分人也会成为父母。没有完美的孩子，也不可能有完美父母，在某种角度上，我们可能注定被祸害，也注定成为祸害。成长，也许就是历经艰难、不断接受失望、逐渐学会理解和接受人性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每个人都拥有最好的机会，用自己期望的爱的方式对待自己，将那分缺失的爱，由自己注入，从自己内心长起来，而不是寄托在老去的父母身上。 

深层沟通三部曲

　　谁不希望能爱自己的父母呢？可是布满伤痕的心总是不自觉地护住了盔甲。控诉不能让我们彼此靠近，深层沟通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对。这不仅需要技巧，更是一条漫长的自我内心修炼之路。在路上与父母的一次次重逢，我们能逐渐感受到关系在悄悄产生变化。

　　1、了解自己——确定我们内心想要的。

　　首先要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真正要什么。这些只能向内寻找。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

　　用心体会自己的情绪，控诉的背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是愤怒，委屈，悲伤，或是不平，内疚，挫败感……

　　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对父母的期待又是什么？希望父母道歉，答应你的要求，或者只要他们这一刻用心听你讲……

　　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不顾一切地找人算账，还是找到改善与父母关系的途径？

　　2、了解父母——理解父母为何这样。

　　产生冲突的父母和子女往往很难承认自己错，却都希望对方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自己，就这样在心理上打起一个个“结”。

了解父母，学会站到父母的位置上，了解他/她真正的想法，当时为何这样做，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练习：采访父母

　　① 做好心理准备，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带着稳定的情绪和父母交流；

       ② 和父母核对：当时发生那件事的时候，父母的初衷是什么？

       ③ 告诉父母：自己当时以为的是什么，有怎样的情绪、感受；

       ④ 采访父母：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父母最骄傲的是什么？

       ⑤ 告诉父母我们所拥有的他们给予的资源，感谢父母。

　　3、让父母了解自己——敞开心扉，把自己讲给对方听。

　　首先得放下盔甲、打开心灵——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有效沟通需要创造一个双方能自由表达的环境、打开心灵的氛围，而控诉时，前两步（理解自己、理解父母）往往被忽略了，我们的心灵是关闭的、带着盔甲的，不能与他人联结的。当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理解父母，关系往往就已经开始变化；如果我们可以把盔甲暂时放下，把心灵打开，就会引发另一方心灵的打开，关系就会改善。

　　诚实地表达自己，而不批评、指责。许多人从父母那里学会的表达方式往往并不利于真正的沟通。我们可以学习“非暴力沟通模式”：①阐述事实；②表达感受；③内在需求；④发出请求。比如可以这样说：“当我看/听/想到我看到/听到的……我感到……因为我需要/看重……你是否愿意……？”用不同的方式对父母说话，也会让父母用不同的方式听我们讲。

　　用父母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沟通中重要的不是你想讲什么，而是对方能接收到什么。孩子用自己学习到的新知识和父母讲道理，可能导致无法达成理解。

写给离世父母的和解信

　　父母一天天在变老。也许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指责父母、与父母和解的过程，父母就已离世。如何处理这未完成的关系？法国心理学家阿莱特·纳盖建议分六步写一封信。这个需要持续数月的工作，前提条件是自我倾听。

　　1、言归于好。首先，向死去的亲人解释我们将要写下的是他在世时我们从来不敢说出口的话，为的是同他和解。

　　2、在服丧期间讲出自己的痛苦。不用极力化解痛苦，承认死亡对我们的打击。

　　3、理清自己的情绪。开始描述关系中的积极情感：“小时候，我钦佩你的自信。长大后，这种钦佩不见了，但我依然爱你……”接着，我们转入那些消极的情感。

       4、分析关系的性质。所有的“良性”传递都是具体的：“你给了我生命，抚育我，保护我……”接下来，解释那些我们所接收到的恶性传递：信仰（“你跟我说所有男人都很坏，这是错的”）、缺陷（“我需要更多的温情”）、虐待、伤人的话……

　　5、修复缺点。作为结论，我们声明自己将保存这段关系中所有好的部分，并象征性地放下所有让我们痛苦的部分。

　　6、在墓前告别。写完信，怒气和怨恨也不复存在。于是我们把信和代表我们得到的“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的两件物品放到墓前。

对父母的指责，应该让父母知道吗？

　　不同的心理专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玛丽丝·瓦扬认为，不一定要让父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对父母有哪些指责，就可能从而精神上开始脱离父母；苏珊·福沃德则主张与父母对峙，她认为对峙能克服直面“中毒的父母”时的恐惧，为今后与他们的关系重新定位。

　　同时，心理专家都认为沟通方式很重要。比如，伊莎贝拉·费里奥扎建议我们给父母写封信，平静地、斟词酌句地写，不要控诉、指责，而要讲述我们自己的痛苦；莫尼·艾尔卡伊姆则建议我们可以这样说：“我肯定你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但看看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我这么说不是想攻击你们，而是因为你们对我而言很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