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祥
1957年秋天，十一周岁的我考上了高小。吕雪峰老师教我们语文，同时担任班主任。
吕老师身材魁伟，发音厚重洪亮，长方形的大脸上有一双刚毅睿智的大眼睛，言谈举止洒脱不俗。他身上长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越发显得精神干练。他课讲得好，语言简练风趣且易懂。但是，他对学生要求严，脾气大，气急了就骂。虽然同学们对他有些怕，我却对他更多了一些亲近和喜爱。
上了高小，就有夜自习了，每个学生从家里自带一盏煤油灯，放在课桌上照明。那年冬天，人们风传有疯狗在街里流窜，都要多加小心。一天晚上去学校上夜自习，我把父亲早年购置的一把大刀扛在肩上往学校走去，心里想的，其实不是防什么疯狗，而是想把从未示人的大刀拿出来玩一玩。那大刀有十几斤重，真要遇上什么疯狗，我恐怕连举也举不起来，更别提与疯狗搏斗了。
来到教室里，我把大刀放在课桌上，就开始自习了。不知什么时候，吕老师来到我身边，拿起大刀观看。这把刀，外面是深棕色的老牛皮套，套的侧面有一条牛皮背带。吕老师左手抓住刀套，右手抽出大刀。只见那刀身乌黑闪亮，背厚刃薄，刀的侧面有两行血槽，旁边镌有四个正楷铭文“除暴安良”。吕老师用手掂了掂，不禁出口喝道：“好刀！”我们都抬起头来看着吕老师。吕老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那深邃的目光里，仿佛又出现了金戈铁马，他说：“这应该是当年十九路军配备的战刀，专门用来打鬼子的。”说着，他把我们叫到教室外面的空场上。只见他右手持刀，挺身站立，突然步成弓马，挥刀左劈右砍，前刺后戳，只听刀锋嗖嗖有声。突然跃起一个旋劈，收刀站立，真是动如脱兔静如松。我们都看呆了，好长时间才禁不住叫起好来。吕老师摆摆手，喘了口气，说：“老了，不行了，不如当年了。”从吕老师的言谈举止和衣着、做派来看，他应该是军人出身。后来听说，他确实当过兵，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呢！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突然听说学校把吕老师定为右派，决定开除送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一下子蒙了，急忙去找要好的同学陈耀华，商量怎么办。我说：“吕老师要走了，咱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吕老师留念，咱给吕老师买瓶酒吧。”陈耀华觉得行。我俩把身上的钱掏在一起，只有三角二分钱。我俩匆匆往街里供销社跑，问三角二分钱能买瓶什么酒？服务员逡巡了一下说：能买一瓶（小）四两装的山东白干。我心想，只要能买到就行，否则，再回家找大人要钱就来不及了。我们接过那小瓶酒，急急忙忙地往回跑，来到吕老师宿舍兼办公室的小楼门口，还没进门，只见吕老师迎门坐在椅子上，阴沉着脸，旁边有两三个老师在说着什么，吕老师也不说话。我俩在门外低声叫了一声吕老师，然后走进屋里，把那小瓶酒塞到吕老师手里，就扭头往外走。此时，我看到吕老师双手攥着这小瓶酒，刚毅的眼睛里，已经是饱含泪水。
1987年春，我回乡探亲，听说吕老师家是离我村四十多里的吕庙村的，他虽尚存，但身体较差。我丢下手里的杯子，叫侄子开上拖拉机，一路颠簸地向东北方向驶去。等找到吕老师家，已是傍晚时分。走进大门，我叫了一声吕老师，一位小姑娘迎出来，把我领进屋里。屋里光线较暗，只能影绰地看到椅子上佝偻地坐着一个白发老人。他听到招呼声，猛地站起来，不是迎接我，而是到旁边的箱子里摸索什么。只见他高举起一样东西，然后大步跨过来，紧紧把我拥在怀里。突然，吕老师又大笑起来，两行老泪在纵横的皱纹里浸润着。我看到了，看到了那几乎把商标磨损光了的酒瓶。吕老师拉我坐下，激动地诉说当年组织上给他平反的经过。从他的神态里，我又看到三十年前的风采，那分明是春天的华光。
(已载10月19日《德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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