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1715—1771）出身于巴黎一个宫廷医生的家庭，23岁时就被王室任命为总包税官。以他这样的出身与地位，却能将一生主要的精力投入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令人感叹。1751年，他宁愿牺牲巨额薪俸的收入，毅然辞去总包税官的职务，而专心从事于哲学的写作，这些情节更应该让许多俗人们自感羞愧。

爱尔维修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简称《论人》），另一部重要著作叫《论精神》。爱尔维修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他对物质及自然界的问题谈得不多，他主要的精力在于人类生活行为及社会领域。

他的全部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他的各种具体观点，都是从世界是物质的这个根本思想引申出来的。首先，他认为人们的肉体感受性是全部精神的活动的基础。他说：

“产生我们的一切观念的，是肉体的感受性和记忆，或者说得确切一点，仅仅是感受性。”

他所说的感受性，也就是人的感觉能力、感觉本身。在他的感受性中，首先是对于外部事物的感觉，在以后的有些部分，也包括人自身的快乐与痛苦的感觉。

由于肉体的感受性无论就其所感受到的外部事物来说还是就作为感受主体的肉体来说，直接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所以爱尔维修对肉体感受性极为重视。他说：

“人身上的一切都是感觉；因此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需要、感情、社会性、观念、判断、意志、行动的原则；最后，如果可以用肉体的感受性来说明一切，承认我们身上有其他的能力就是无用的。”

此处末句所说其他的能力指的是记忆；爱尔维修认为肉体感受性决定人类的一切，由此可以说明人的全部意识与行为，而记忆实质上也是感受性，所以就不必从记忆出发了。他还说：

“人是一台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这是一个水轮，为一股水流所推动，使活塞上升，从而使预定流入准备盛水的容器的水随着活塞上升。”

人整个（包括精神和肉体）是一部死板的机器，感受性叫他怎样他就怎样。

爱尔维修指出：

“利益支配我们的一切判断”。

这里所谓的一切判断，既包括认识上的判断，又包括道德上的判断。爱尔维修又说：

“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前者，寻求后者。就是这种经常的逃避和寻求，我称之为自爱。”

显然，人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肉体的快乐；利益决定一切，实际上就是快乐与痛苦决定一切。爱尔维修说：

“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

“肉体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全部统治的唯一的、真正的机纽。”

十分明显的是，爱尔维修把趋乐避苦当成了人的唯一的本性，当成了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唯一的推动力、唯一的原则。这些思想，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根本的、核心的思想。爱尔维修自然在伦理学史上也被当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思想家。然而，近代西方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是有严重的片面性的。事实上，人除了追求快乐、利益之外，人从本性上说同样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追求精神的高尚。看不到这后一方面，是本应高尚的思想家被世界的追求快乐的潮流所迷惑；如果思想家们是有意回避人格尊严与高尚这一方面，便是思想家们有意为世俗的低级趣味的时代潮流在推波助澜。我宁愿相信爱尔维修不属于后一种情形。

爱尔维修对人的自爱（实即自私）本性的强调，实在是有些过了头。地说：

“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

“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像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谁想这样做，就会是疯子。”

若事实真的如爱尔维修所说，人世间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当我们在生活中出于道德而主动舍弃一些利益时，也只会被爱尔维修当作疯子！

在诸种快乐中，爱尔维修特殊地把享受女色的快乐置于最高的位置，他说：

“在一切快乐中，对我们作用最强，给予我们灵魂鼓舞最大的，毫无问题是女色的快乐。自然把最大的陶醉放在女色的享受上，要想从其中建立起支配我们行动最有力的原则之一。”

接下来，爱尔维修举出动物在交配期疯狂般地勇于格斗作为证明。诚然，人在一些方面与动物是相同的，但人又有许多地方是与动物不同的。人除了疯狂的情欲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吗？

关于人的道德品质的好坏，爱尔维修非常强调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关于教育的重要性，他曾指出：

“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的统治之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的，他们性格上的这种区别，乃是这两种统治之下所受教育不同的结果。”

人们批评爱尔维修的观点是一种教育万能论。如果真将教育的作用强调到过度的地步，显然是不好的。环境加上教育，能有相当作用，但并不足以改变根本的人性。

其实，爱尔维修也极看重法律。他曾批评自古以来的道德准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建议以另一条准则代替之：“公共的福利——最高的法律”。 他还曾说过：“法律造成一切。” 因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们做符合道德的事。而法律，他认为又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所以，他又说：“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 如此看来，社会的状况便只能依赖个别的伟大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