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张大春：一半宅着 一半“放浪”
(2011-02-15 16:41:58) | 分类： 《中国青年》杂志等刊发文章 |
他承认自己是“宅男”，在几十年的古典里，他把自己都修养成了一本线装的书。他否认自己保守，他不但以作家等多种身份，与社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通道；而即使宅着，他也总能任好奇心牵着，去“放浪”去信马由缰——自然，经过宅着的“不甘心”努力，他达到了自由放浪“不费力”的走笔境地。
张大春：一半宅着
采访／本刊记者 韩春丽
在朝外一间咖啡厅见到张大春老师的时候，一家电视台的同行们正在撤离，“是韩春丽吧？”屋内的大春老师冲正要进门的我大声友好地问道，并非探询的目光，因为，我们在网上微博里已经认识了一两个月，虽然分处海峡两岸，但网络让世界不再有须臾的距离。
大春老师着浅色休闲装，头发略有白丝，与他网络上天天义务辛勤普及古汉语常识的形象十分相得益彰。其实，在很久的意识中，一直觉得大春老师就是一本古典的线装书，淡淡地但泛着墨香。在又了解了他曾经媒体记者曾经主持人一直好儿子好父亲的诸多身份，再粗略翻过他作为作家，此次来京主要携带的两本新书《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后，觉得这本相对沉寂的线装书突然有了响动，原本素笔的绣像插图更是一眨眼全都换成了彩妆。
于是乎，网络上满嘴之乎者也的张大春老师，真正立在面前，与记者笑颜对谈，便成就了一段颇有些观赏性的视频。
当然，内容一定强于形式，想看，就一起来看看吧。
在模仿中掀开文学的盖头
记者：最早听过您作词的一首歌《未来的未来》，内中有句歌词“我的职业是自由”，见您后来对网友解释说，“这首歌原名《模糊的未來》，被台湾当局勒令修改时，我28岁待业中。”您能具体讲一下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吗？
张大春：台湾年轻人是要当兵的，我那时是当一年零10个月，现在是一年1个月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当时我从辅仁大学4年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读4年硕士，我是上完研究生又去当的兵，26岁当兵，28岁退伍。那时候不打算工作，因为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大概写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过日子。
我的日子很简单，只要汽车有油能跑，我有烧饼油条吃就可以了；我也只想混着，写写自己乐投的东西，没有什么野心。
不过写这首歌时，我还没真正退伍。在部队我教书，教类似高中课程的国文与历史。虽说算不得待业，可我心里已经有了退伍后如何呆着的想法了。所以，那首歌的背景就是：我根本就没想到要工作。
记者：好像您曾经在大学教过书？
张大春：以前是在辅仁大学教书，但1997年以后就不教了。为什么是到1997年呢？因为这年我父亲摔了一跤。我父亲是公务人员（是济南人），就相当于北京的公务员，他以前也是军人，1949年到了台湾，他就不是军人身份了，直到1953年，他重新考试再次成为公务人员。父亲一直很好地照料着一家人，他摔着了就顾不上我了，我就辞职了。本来那个教书工作也是兼任的，每个礼拜去教两堂课，大体而言对我是个浪费。
记者：刚才说到，年轻时一个月写一篇小说就可以了，最早您是从多少岁开始写小说的？
张大春：从二十七八岁吧。是受台湾一个老作家，也是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的影响。特别喜欢他作品的风味，他用笔墨介入现代生活反映现代生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大的悲欢离合，就是一对小情侣在公寓里面打打闹闹开开玩笑，那类，我就学他这个风味。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讲，这种没有重大转折或者叫重大主题的小说情节反而很吸引我。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现代主义小说里非常近代的一个小传统，契科夫、卡夫卡都是这一类的。但我是从模仿朱西宁开始入手的。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也不够，只好从很小的很卑微的或者很琐碎的日常里去掌握小的趣味，所以是无关宏旨无甚高论的这种写实主义。
记者：第一部小说是什么？
张大春：叫《悬荡》。当时发表并得了台湾小说大惊喜奖，共有6篇获奖。那6个获奖者到现在只有我还在写，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噢，在此之前，十九二十岁的的样子，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历史小说，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当时他们在做一个武侠小说大展，那都是编辑邀约的作者，而我根本不知道。看到报上的启事，我也决定去参展。那是以唐朝末年历史为背景，写的一个并没有刀光剑影类似武侠的小说，叫《剑使》——一个城被打下来了，守城的大将就把他的佩剑交给守城的使者，让他送到下一个城，说我们已经完了；下一个城又被打下来了，这个使者又把剑送到再下一个城求救；直打到最后一个城……
记者：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应该算处女作吧？您写作没有经过字纸篓里扔满废弃稿，就直接发表了？
张大春：没经过，我几乎没有被退过稿。但是年纪越来越大却反而越被退稿多了，《南方周末》叫我开专栏，写一篇退一篇，退过好几篇了，因为他们觉得我写得不够政治，或者不够时论。有的准备用了，但觉得还稍不靠谱，我说那就再重新写。退稿绝对不会伤到我的感情。正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没有被退稿的经验，所以退稿对我没有挫折感。我的书稿也被我太太退过两次。
记者：您太太做什么工作的？
张大春：原来是《中国时报》的，现在自己在开出版公司。本来是她先约我稿的，但看过后说这个不行，退稿。
记者：是走后门啊？（笑）
张大春：不是不是。她16岁我们就认识，我28岁，大她一轮。在她念高中的时候，来采访过我，那时候并没交往。
记者：哈哈，好浪漫啊，采访的时候，把一个人给俘虏了。
张大春：（笑）
记者：开始写作是模仿的，后来什么时候就改成自觉地写作了？
张大春：《剑史》可能稍早于或稍晚于《悬荡》，《剑史》就完全没有了模仿的痕迹。过了几年，我觉得可以写一写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作者）的笔调、行文的方式与结构，这样写过两年，也可以说是模仿，但行文中既讽刺又开他的玩笑，觉得模仿与自己两方面的意义就都在里面了。模仿不是一个单纯的阶段，过来了就再没有了，不是。我认为，如果我觉得某个作家，不管他是前辈还是年轻作家，他的风格不错，我可能都会去模仿他的。
记者：80后这种风格模仿得了吗？
张大春：80后就很困难了，因为在不同的语境里面。模仿是需要很强的动机的，需要很强烈地打动你，不论这个作者是长辈还是晚辈，打动了你，你才会有意愿去模仿他的语言模式甚至腔调。
而80后整体而言，很难打动我，想让我去模仿他们不太可能。
好奇心可以弥补“宅”着的缺撼
记者：看到朱天文在您的《聆听父亲》一书的序言中，提到“浪子回头”之类的词，我很想知道，那是个怎样的状态？
张大春：她意思是说，我以前写东西很野，“后来变得很老实”，还没有到当父亲，差不多结婚以后就老实了。这个跟任何外在事物包括跟结婚，没有关系。我认为人变老实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记者：读过您做电视时，采访台湾著名的小说家黄春明时，对于他所言一起去“放浪”，实际从没有真正去放浪过，因而对这段保留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还说到了想跟他一起做饭什么的，这个细节挺让我感动。就想，原来张老师不是作为浪子“放浪”过了吗？何以对这个“放浪”还如此念念呢？
张大春：那个“放浪”是日本字，是指没有目的的，去旅行而且是几个人一起，那才是称为“放浪”，与放浪形骸完全是两套语义。而且世俗的放浪形骸跟最早王羲之的放浪形骸又不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悟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的意思，说的不是后来的吃喝嫖赌。
记者：噢，我没有吃喝嫖赌这个意思；相反，我经常在微博与博客里看您写古诗，您自己还常常说自己在宅着，在我看来，这个宅已不单是身体的状态，思想上也有宅的成分，您觉得这是不是跟小时候便钻进古诗有关系？
张大春：是有可能，绝对有关系。如果真的按“宅”来形容一个人，那是个极端保守的人，可我又不是这样的人。保守多半是依从主流价值的表现，但我虽然很多地方都不去，看起来很宅，可我根本不依从主流价值。
记者：那您是完全依从自我内心了？
张大春：抽象地讲，可以这样说，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对世象对政治对陌生甚或熟悉事情的再认识，广泛地培养或者锻炼自己对诸事的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弥补“宅”所造成的保守缺撼，甚至完全将其洗掉。
记者：好像您一再讲不喜欢抛头露面，尤其是许多人一起张罗的那种公益活动。今天，整个社会都崇尚速成，您不觉得一个小说家，需要适当多露一些脸宣传自己，让更多的读者熟悉自己，似乎更有利于作品的销量？
张大春：今天的访问算抛头露面吗？我觉得不算。写作本来就不是个拿一张脸让人到处去认识的事。多年来在台湾，包括以后在大陆，都不会有这些事情。
古体诗是为自己为朋友不会出版
记者：看到您曾经明确表示，您的古体诗虽已写了几千首但也不想出版，这是为什么？
张大春：是不会出版，为什么要出版呢？
记者：那您写作这些是为自己写还是为他人写？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张大春：我每天在家，仰卧起坐，拉单杠，跑步机（边说边动作），应该不需要把这些东西，用视频随时发在微博上吧？对我来讲，诗是非常非常个人的东西。跟朋友之间，要表达某种思想，表达不清楚，来，我写首诗给你。你能体会体会，不能体会就算了；有些人真的能体会，不是更有动机用诗来互动？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中国古典诗不是有许多唱和吗？意思就在这里。我跟另外一个人唱和，加起来总体占我作品的六七分之一吧。这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东西，就像微博里不是有私信吗？你干吗出版我的私信？
还有原因，当下写的回头再看，有些并不成熟，太差了；但假如已印了3000本，却是再也收不回来了。
记者：您跟别人真的不一样啊。比如在我看来，本来我只有一个唱和的朋友，但出版后我有10个100个,那岂不是更好吗？
张大春：不可能的，二三素心人而已。值得你去唱和的人，没有几个。
记者：仅几个人，就很值得您这样去做？这算是一种爱好还是一种心灵的锻炼呢？
张大春：语言的锻炼吧。
记者：语言是纯粹技巧方面的？那您不投入感情啊？因为肯定跟您唱和的是好朋友不是我，那是有感情投入的吧？
张大春：不一定在生活里交情很好，平常生活中也不见得来往。比如台湾有个曾经当校长的，还有个在海洋大学当教授的。并不是跟我一样的作家。
记者：那还是寻找一种心灵的契合啊。
张大春：这个很难完整地解释明白。他们诗写得很好，他是你写诗的朋友，你不见得跟他一起看电影吧？
记者：我一直认为只有恋人才能做到这样。
张大春：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啊，这两位都比我大几岁。在文字与文字的交会过程里，是有一种很纯粹的美感经验，它跟世俗的情感跟哪怕普通朋友的情感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说不破，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那么深的交情。你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唱和的人就知道了。
记者：在您，只有古体诗是这样的，是小众的，是为自己的语言服务的吗？
张大春：哪怕有时候是公开发表在网站上的，失去了语言情境的话，大部分人也不太了解。也不见得需要了解。
记者：台湾像您这样的作家很少吧？
张大春：有一批啊，他们也不以发表为目的，只是爱好。
写小说始于“不甘心”终于“不费力”
记者：小说到底是为人还是为己？为社会到底为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适？
张大春：我们写小说的人，肯定都看过小说。任何一个创作者，只有三个字“不甘心”，从不甘心开始，以另外三个字“不费力”结束。就是说，哎，你们小说是这样写的？小说不应该是这样写的，所以，我才要写小说。所以，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小说。
可是，写到什么程度算适度？对我来讲，怎么样能不费力地写出别人没有写出的作品，能够重新定义这小说的本质，这就是我的执着。
记者：意思是我写，是因为看到张三李四写的小说，还不如我写的好？
张大春：你要是这么解释，我就要得罪人了。得罪所有人了。
其实小说不应该只是一种模样，一定应有另一样的小说，即使同一个题材不一样的人写，比如武则天有不少版本，而我觉得武则天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但你不能因此就说人家不如我写得好。
记者：那还是希望我自己的特色非常鲜明，并且我这个鲜明要比他们高？
张大春：不一样，也没有希望比别人高。只是为了不一样，才会去写。
记者：我们经常会讲到文学艺术要引导大众启蒙大众审美等等，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您怎么看？
张大春：启蒙大众和大众愿不愿意让你启蒙，那是大众的事；不小心启蒙了，也就启蒙了。当然我经常也做些服务，比如每天在网上做的服务（在博客与微博里普及古典文学知识），但有很多人并不觉得被启蒙了。
记者：怎么会不启蒙呢？那么多人受启蒙，比如我就很受启蒙啊。
张大春：别跟我杠啊（笑）。
记者：不杠采访没意思，杠并不表示我对您不尊重。
张大春：（大笑）这个我知道。
记者：梁文道称您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我想解开这个“侠”字。
张大春：（闻言大笑）他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写得面相比较多，包括技能技巧体裁等等，但我也有不写的，比如不写爱情小说。
记者：把您自己的爱情故事写出来就是小说嘛。
张大春：那不行，涉及到他人啊。
记者：小说可以演绎。
张大春：你讲的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比如这事，无论它是不是爱情，我要写会波及到另外一个人，爱情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就不写了；可假如生意、教学为什么就可以写呢？因为对我来讲，这些概念是有差别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人生经验里的某一些事，你都必须经过转化，才能来为小说这个目的负责任，它就不是去忠实反映暴露自我或者兼及暴料他人，而那是非常非常浅薄的东西。
我刚才说你问题后面的深度在哪里呢？也许我早就在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或者其他的写实小说里，把我跟别人的爱情也好师生关系也好，都表现过了，只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罢了。
也就是说，人生的许多经验，不知不觉在作品中，都流露过了。
记者：关于国学，大家都奉您为国学大师――台湾作家的古汉语底子似乎比内地要丰厚一些，相对来讲啊，或者说起码台湾作家整体表现出来的气质是这样――而在内地，国学只是一部分人在大力倡导的――您考虑过这个现象吗？
张大春：称我为国学大师，那他一定是搞错了。但我没有办法比较两岸，好多人这样问我。我不知道你们古汉语的教学，因为我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也没有跟作家朋友较量或者讨论过古汉语的教育等问题。我不是忌谈国学，但我不能空洞地谈。
记者：是不是台湾从小学开始更加强调古汉语修养这一块？
张大春：好像也没有，我女儿在小学，好像有个补充教材，可能会背背唐诗背背《弟子归》《三字经》等等。
记者：您认为国学的核心本质是什么？
张大春：我现在在家里读的书，80%是没有标点的书，这就像刚才，我也用做操来比喻，这也没有目的，因为我每天只需要两个小时去电台工作，它就能供给我一种生活，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各种写稿的收入。所以我的生活除了写东西产出以外，绝大多数时间就是读这些没有标点的书。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种做法，但我自己甘之若饴。
记者：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是否人生要有底蕴要想艺术生命丰盈，一定得要有具体的东西慢慢养着？所以实际这些东西就都是在养着您的？
张大春：对对对，我刚才不是讲我运气好吗？也大概是在这种一点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功利目的的自娱自乐中，不知不觉中就被养着了。
我再举个实际例子可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我最近这几天在帮台湾一个京剧出身的文武老生叫吴兴国的写剧本，他今年得了一个国家文艺奖，在法国又刚得了一个文化骑士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戏剧家，我帮他除了写京剧的剧本还有歌舞剧的剧本。他为什么喜欢找我呢？他说我太快了。
刚才我不是说不跟人比的嘛，不过写剧本我可以说我最快，120分钟两个半小时的剧本，我一个礼拜就交给他了。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我写这些唱词，不费力的，并且绝对没有空洞的词。我们台湾也有许多人在编京剧。我从来不会说我编得比他好（好不好只能观众来说了），可是我绝对比他快。对我来讲，格律、对仗、韵脚，想都不要想，就随笔流淌出来了。
这应该就叫写作“不费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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