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穷,很少吃肉,有时候父亲会买些棒骨回来煮,给孩子们打牙祭。
三哥总是不肯吃,把自己那份让给我。他说:我溜溜就行了。
于是,等我啃完,三哥再把骨头仔仔细细地吮上几遍。
我小时候很瘦。但三哥一直比我更瘦。
尽管三哥处处让着我,我还是经常没事找事欺负他。三哥比我大五岁,被我打却从不还手。有一次被我一顿猛拳逼到灶台角落,母亲呵斥他:“你咋不还手?你就不会跑吗!”三哥委屈地回答:“来不及啦。”
我小学成绩几无敌手,只是在二年级考过一次全班第二名,那次的第一是女班长,李香琴同学。接下来我又考成第一,李班长得了第二,成绩公布后,她就在课间休息时嚷嚷,说我是抄的,我当然义正词严地矢口否认,不料想我的一番自白,竟惹得李班长恼羞成怒当众嚎啕,并毫无征兆、不讲风度地扑上来,一举抓破了我的脸。
彼时,我幼小的心灵已经深刻意识到:作才子,是很危险的!
当然,更多的危险还是来自男同学。同性相斥,文人相轻嘛!
我们兄弟都是在六、七岁时入学。当时的农村,多数人家的孩子到了十来岁还没进过校门呢。因此,我读到小学四、五年级,班里就有不少胡须男了,而我读初一那年,印象中至少有两位同年级女生,括号漂亮的女生,先后被迫辍学,原因是身怀六甲
…… 扯远了。
书归正传。还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班里成绩最差的男生是汪卫东,他同时也是同年级最壮的男生,当时个子比我三哥还高小半头。
汪卫东家在我们邻村汪庄 —— 该村还有一位“神人”,汪自力,详见拙作《生于七零年代,记忆中那些人和事》之四 ——
我们的上学路自村北合道。
连续三天,汪卫东在上(放)学路上,把我推到沟里,不准上路。我于是满怀悲愤,心含屈辱,暗自饮泣着,在土沟里徘徊、踯躅、逶迤而行。尽管如此,在汪卫东的威胁、恐吓下,我还不敢告诉家人。
不知道是同村的谁,可能是汪卫东的仇敌吧,将我被欺负的事情透露给我三哥。三哥当时读初二,去初中走另外一条道,次日,他专门陪我,一大早候在村北。
日上三竿,上学的都走完了,汪卫东才姗姗来迟。这哥们,又睡过头了。
甫一靠近,三哥二话不说,用力一把将汪卫东推下沟去。尽管汪卫东看起来比我三哥更壮实,但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气势很重要。汪卫东瑟瑟发抖,像一只可怜的鹌鹑,在我三哥怒目而视下,头也不敢抬,在沟底小碎步慢慢挪行。
一直到河谷,三哥显然已经迟到,他大声斥责汪卫东:“你以后再敢欺负俺弟,看我不天天打你!”说完,顺着河道向初中的方向飞奔而去。
河谷距小学尚有一里,老实讲我很紧张,生怕汪卫东反扑报复。但他亦步亦趋老老实实地跟在我后面,相安无事。
自那以后,汪卫东再也没有招惹过我,还和我成了好朋友。这真是不打不成交!
我复员回老家那段日子,汪卫东还偶尔掂着酒、菜,来村找我闲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乡镇,收录机是绝对的奢侈品
—— 比今天ipad和iphone的江湖地位高多了 ——
而双卡收录机,堪称奢侈品中的战斗机!
那时候,邓丽君、张蔷的原声磁带不多。原因:一是贵(每盒动辄十几、二十块钱),二是流通和购买渠道不畅。
空白录音带每盒只卖三、五块钱。如果能借到双卡录音机,就能很方便地转录自己心仪的歌曲。因此,时尚男女无不趋之若鹜。
而且,你大波浪披肩发,花衬衫喇叭裤,鼻架蛤蟆镜,脚踩坡跟鞋,你不文青谁文青?要是再拎部双卡收录机,一路歌声招摇而过,哇噻,简直就是杰出文艺青年!
1983年,我三哥读初三,被学校选拔参加全县初中英语竞赛,获得第二名。随后和本县另两位选手一起去参加全地区比赛,又得了第二名。
他这次全地区第二名,只比第一名少了0.5分,但是他比第一名提前一个小时交卷。因此,经监考组讨论并报领导研究后决定:二者奖品相同。
奖给学生的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蓝白色塑料壳,体积约为两块砖头大小,在我家听了近十年。
奖给学校的是一台三洋牌双卡收录机。1985年我上初一,学校集会播放老山英模报告团事迹录音磁带,校长还轻拿轻放、小心翼翼的样子。
1986年,三哥高考分数485,过了本科线。不过由于他的志愿填报为四大名校,所以名落孙山。但是暑假期间却意外收到地区师专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他并没有报该校呀?原来,是地区教育局留的有他的档案,有关领导(那个年代的官员还大都是干正事的)可惜是个苗子,就协调师专予以录取。
三哥却对父亲表态,自己不读师专。他说:我大哥考的本科,我不能落后。父亲对他说了一句话(曾经对我大哥说过的):好吧,我再供应你一年。
次年,三哥高考成绩仍为485分,如愿以偿读了本科大学。
受二哥影响带动,三哥也勤写不辍。他的字,硬笔、软笔,皆可称书法。




三哥与庞中华先生。

三哥与郁慕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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