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的起源从根本上来说，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城”而“市”，即先有“城”后有“市”，其“市”是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二是，因“市”而“城”，即先有“市”后有“城”，其“城”是由“市”的发展下而形成。而后者较多见，其本质是人类的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也可以说，“城”可理解为行政地域，即人口的集聚地；“市”可理解为商业，即商品交换的场所。

近日，有人将2014年初的“34亿人”一则旧闻翻出，再次成为舆论热点。2014年4月新华网以《90%地级市争建新城新区如何避免成“死城”？》为题发文称“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此文一出，引起嘘声一片。后在2015年9月20日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又有学者重提“34亿人的规划是严重的失控”。近期媒体再称“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有3500多个，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如此数据意味着什么？2015年中国大陆人口为13.73亿，世界总人口为72.08亿。此数据意味着可以把一半地球人都装进来。对此，有网友戏称“就算立志腾笼换鸟，中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吸引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么？”也有人在惊问“34亿人，约相当于中国目前人口规模的2.5倍，这些规划能容纳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新城，谁来住？！”姑且不论“34亿人”这个数据如何推算出来的（住建部要求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至少容纳1万人），以及数据是否真实（应该不靠谱），但我国新城规划建设“摊大饼式的造城”问题确实存在已久，且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近些年的造城运动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狂飙突进式地展开着。一些官员认为城市现代化就是“造城运动”，其从热衷于“圈地”升级转向为“圈城”。在“造城”冲动之中，一些城市管理者认为，所谓“经营城市”就是“炒地皮”，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增加财政收入，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拉升GDP，营造高楼大厦堆砌出的“盛世美景”。在这些地方，本该由民生需求来驱动的城市化进程，却日渐本末倒置成了行政驱动乃至投资拉动，“造城”就变为经济发展的全部。由此，一些新城新区“拍脑袋”盲目设立，导致人气商气不足，沦为“空城”“死城”。这不仅严重脱离了经济客观发展规律，也是疯狂造城运动的必然产物。那么，既然知道结果，那些官员为何还热衷于“造城”？

其实，这些地方官员未必不懂“空城”“死城”将引发巨大的建设性浪费、房地产巨量库存将产生金融风险，一是，其怀有侥幸乃至投机性的心理，谋求短期的卖地财政收入与短期的投资建设性GDP增长（虽然，中央已强调不以GD P论英雄，但在地方事实上经济发展指标仍是目前最明显的成绩单）；二是，造城运动与“土地财政”有着直接的关系。君不见，近年来的各地城市建设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突飞猛进，其目的就是政府通过经营城市（土地出让收入）积聚了大量建设资金，满足财政需求；三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属于预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财政），由本级政府“自收自支”。由于长期缺乏收支规范与监督机制，其“土地财政”极易变成“土地寻租”。而且，公款化为个人“灰色收入”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可以说，土地出让金关乎地方的腰包，有些地方政府靠着“卖地”为生，其中土地直接税收及由此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甚至一半以上；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一些中小城市甚至达到80%、90%。不卖地，地方政府就没钱运转。换言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命脉在于土地出让收入。然，因为这种模式，推高了地价并造出了一个个地王，同时又反作用房价，形成新的房地产泡沫。故，“土地财政”被认为房价升高且居高不下，而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也被看作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政绩导向甚至官员腐败的代名词。

旧闻再炒的背后，应是深刻反思当下城市化路径和模式，传统“摊大饼式”的以资源和土地消耗型的造城之路已难以为继。那些好了“伤疤”的官员，可还记得2010年媒体报道中的“鄂尔多斯费时5年、耗资50亿、为100万人居住而打造的豪华新城康巴什，面积达32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有办公大厦、行政中心、政府建筑、博物馆、电影院和运动场，中产阶级式的复式公寓和别墅将成片的小区塞得满满当当。目前入住人口仅有不到3万”的疼？！虽说“34亿人”数据有待考证，但该数据却是戳中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软肋和痛处，若不能有效转变发展观念、加强区域协同、切实以人为本，其终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块伤疤。

笔者一直关注和研究我国城镇化有关问题，在2013年6月的《关于新城镇化的三大思考》一文中，有言：“基于‘肌肉记忆’效应，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从GDP崇拜转到城镇化率崇拜，认为盖更多的房子让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就是‘城镇化’。其不想，如若产业没有跟上去，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贸易，又如何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诚然，若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而一旦这个产业出现危机，资源枯竭，人走城空，财散债重，严重者会让该城市的经济崩溃，这无疑是一种灾难。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6.1%，“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城市土地扩张了83.41%，相比之下人口仅仅增加了45%，所谓城市化仅仅率先实现了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在各地催促农民工进城买房的口号中却显得不切实际。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2.7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正在向市民转化。而《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显示，“十二五”时期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约20%，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11%的增幅，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增幅的180%。我国人口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人口高峰最高可能是14.5亿。虽说，城镇化的主要增量来源于进城农村转移人口，但不能简单把人忽悠到城里买房，当作去库存的“接盘侠”。

城市，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之果，而非其因，怎可本末倒置。若本末倒置，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人为的强行加速城镇化进程，很容易沦为“造城运动”。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产业的支撑，而人为的“造城”，不仅会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很大浪费，也会导致一些“有城无市、有城无业、有城无人”的三无“空城”出现。我们说“产业旺，则人聚。而人聚，则城兴”。故，欲解“空城”之困，必先解决“产业空心化”和“人口空心化”之局。同时，调整现行土地法制，加快土地法制建设。否则，地方政府终将被举债造城、卖地求财的之困所累。笔者在2013年8月的《中国楼市无“鬼城”》一文中，曾言：“楼市中虽无‘鬼城’，却存‘空城’。而‘空城’作为政绩泡沫和伪城镇化的必然产物，绝不容忽视，其被空置的不仅是土地和房产，更有政府公信力被空置。诚然，解决‘空城’现状绝非一蹴而就可成，若从根本上杜绝新城再沦为‘空城’，其关键是摒弃GDP政绩观和土地财政。”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规而化的“人为造城”已是城市永远的痛。故，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杜绝“人为造城”。而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核心是产业，内涵是一体，基础是市场，动力是需求，关键是资金，保障是制度，重点是改革。示言某些官员莫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其盲目规划、疯狂造城运动当休矣！否则，虽乌纱或犹在，但骂名也存焉！

本文写于7月16日,首发“超然道”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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