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损俱损”的不归路

 

    据《中国青年报》 5月30日报道：我国公权力腐败案日益呈现集团化，丑闻频频。继不久前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之后，最近又曝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受贿父子兵”经济犯罪案件，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疯狂敛财。侯行知借国企改制破产、协调上市、工程承接、人事提拔等等之机，收受贿赂625万余元，经其儿子侯彧“牵线搭桥”的涉及受贿金额多达374万余元。

 

    说实话，乍一听到“受贿父子兵””之说，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在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中，循着的依然是滥用权力这一脉络，“受贿夫妻档”越来越多，“受贿亲友团”越连越广，“受贿情人圈”越扩越大，“受贿同事窝”越牵越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受贿父子兵”，并非奇谈怪闻。父子二人同庭受审，继而同食牢饭的现象也并不少见：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一起受贿、“老子弄权，儿子受贿”，也不过是花样百出受贿新闻中的一则普通案例。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屡屡出现“受贿父子兵”现象呢？

 

    如果说，“受贿父子兵”，其实只是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的一个表现，那么父子联动勾结受贿，就蕴含着其必然性的结果。当然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谁当托儿”，而在于失控的权力本身——不论是儿子“当托儿”，还是下属、秘书乃至情妇协助腐败，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受贿父子兵”也是类似的表现，在传统的宗法体制之下，血缘关系主宰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亲疏距离，父子、兄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密切的战友”。即只要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因为监管而被切断，那么，从个人的单打独斗，到熟人之间利用各种关系联袂出击，都系出同源、形同必然。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公权私化、家族化的现象经常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刺激着公众脆弱的神经。由此来看, 一些行业或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导致少数高管将手中公权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由权力带来的“肥水”自然不能流入外人田。于是就有“老子当官儿子当托”、“父亲弄权儿子捞钱”的里应外合，上演了一幕幕父子同庭受审的闹剧。说实在的，这种“受贿父子兵”的现象益发普遍了，而且也越来越隐蔽，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毫无疑义，“受贿父子兵”危害很大。第一就是权力封建化、世袭化，这是一种历史文明的倒退，是一种丑陋的复苏，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就是腐败丑陋集团化，父亲加上儿子，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关系网，就会打造成一个受贿集团，其危害不可估量。第三社会经济发展畸形，一切靠权力、靠关系、靠行贿，这样的发展只会发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一旦私人化，权力和官职还会出现世袭化、继承化的特征，“萝卜招聘”、“因人设岗”等权力合谋导演的丑剧就会不断上演；公共权力的公信力就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平也会消耗殆尽。

 

    在“曲线受贿”中，父亲不直接收受钱财，而只是打“招呼”──或给某些“关系户”特殊的关照，或把不能开的门变成“方便之门”，或巧立名目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或在招投标中暗通款曲……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实际却是有儿子在其中穿针引线做“贿托”，就是儿子在前台当“道具”，老子在后台做老板。说穿了，就是老子搞权力变现，让儿子“洗钱”。“受贿父子兵”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对权力的监督太软弱，缺乏对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没有把权力装进监督的笼子。失去监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问题的实质在于权力太容易用来牟取私利。

 

    当然，消弭“受贿父子兵”这种腐败现象，也有良策妙药，比如强化权力监督，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公职人员在“阳光”下行使“公仆”之责。然而，当下就是难以推行，时至今日仍一筹莫展。究其原因，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格局在作殊死的阻挠和对抗。一旦官员原形毕露，既得利益格局就会土崩瓦解；那么把“家庭的幸福”建立在父子腐败的基础上，步入的只能是一条“一损俱损”的不归路。

 

    耳熟能详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现代政治生态中，蜕变成了“一人得道，鸡犬生天”。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腐败现象，已经由官员个人犯罪行为，逐步发展成为家庭成员乃至社会团伙的集团犯罪行为。这种既得利益格局性的腐败现象，对于社会公信度的损伤，对于公权力社会基础的危害，其极其严重的程度不言而喻。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架构和膨胀，势必使社会公平正义日趋恶化，使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日趋激化，以致社会难以安定和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