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人口不应等于“城镇常住人口＋乡村常住人口”

 

社会各界普遍认定或引用的中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约为47%，不少研究报告同时认为，今后中国城市化率的进程将放慢。为此，笔者试图找出这些报告中关于城市化率的数据来源或是否带有关于城市人口的统计调查及方法，但只发现关于城市化率的初始数据均出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人口数及构成”一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68%，这就是众人反复引用的城市化率，若按每年约上升1个百分点的历史速度，则2010年的城市化率应该略超47%。

 

那么，为何人们又认为今后城市化的进程会放慢呢？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1.04%，而2008年只增加0.72%，似有放慢迹象，加上今年出现的民工荒，容易让人猜想流向城镇人口数量的减少。

 

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人口变动数据的解释是“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得出”，其中，2005年是按总人口的1%进行抽样调查的，而对人口按城乡划分的依据是在所在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统计局解释，这是1982年以来所采取的统计口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乡村的常住人口加上城镇的常住人口肯定要小于全国总人口，因为总是存在一部分人，不住满半年会换一个城市，这部分人离开本乡、镇、街道已经半年以上，被统计为外出人口，但却没有同时被其他地方认定为新进的常住人口。这部分离乡人口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未被统计到常住人口之中。或许统计局已经对这部分人的统计做了技术处理，但由于抽样调查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城市化率数据提出质疑。

 

疑问之一，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大得难以置信，怎能留得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6%，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达2970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8.1%(见《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均增加值为1.19万元，而二、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6.32万元，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后者的1/6。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投入产出比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疑惑，或许官方公布的2.97亿农业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同时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劳务活动，还有就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以老弱为主。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看，在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中，51岁以上人员占比最大，达到25%。是否65岁以上的老人从事农业劳动的，也被统计为农业从业人员，普查公告中并未说明。

 

疑问之二，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为何如此之慢？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普查数据看，2006年末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3181万，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末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三年只增加1352万人。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2006年末的33880万人(统计局农业普查数据)降至2009年末的29708万人(社会保障部数据)，三年累计减少了4172万人，若加上劳动力自然增长因素，即中国2000-2015年年均劳动人口增长率为0.9%(蔡，2006)，则中国农村从业人员每年增长430万。如果按农业普查公布的其中70%务农计，则过去三年农业从业人员的自然增长应达到900万人，因此，农业从业人员过去三年累计减少507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690万。假定从第一产业退出的劳动力有10%失业，其余人员转而成为农民工从事二、三产业劳动，而官方公布的外出农民工与留在户籍地的农民工数量大约是2:1，则过去三年新增的外出农民工应该有3043万。由此推算，2009年末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2亿，而非1.45亿。

 

疑问之三，随迁的农民工眷属是否被纳入城市常住人口中？因为官方只公布外出农民工数量，但并未公布过农村外出人员数量，也许这些数据都是比较难统计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的分析表明：2005年14岁以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314万，那么至2009年末，这一规模很可能达到1500万了。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农村儿童进入城镇就读的数量会更多，并会带动老人进城照料小孩。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看，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不都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享受城市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娱乐等。因此，农村非劳动人口进入城镇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如果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累加在一起，总数接近或超过2亿。若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农村人口数量将少于城市人口，我国的城市化率应该超过50%。

 

疑问之四，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把控制人口规模作为政绩，制定了人口控制目标，但实际人口增长却大大超过控制目标，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城市的基层部门刻意低报常住人口规模的情况？控制人口是国家的长期国策，因此也成为各省市政府的政绩之一，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也会带来基础设施瓶颈、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及治安等诸多问题，故大城市都不希望人口增长过快，如北京市政府曾提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但事实的情况却是，大量的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大中城市，大大超过原先的控制目标，因此，中国东部城市的实际常住人口可能还要大于公布人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新移民的数量难以统计，另一种可能则是，城市基层机构刻意压低本区域流入人口数量，以完成下达的人口控制“指标”。

 

因此，统计中国城市人口数量的有效办法是调查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因为农村人口是净流出的，且往返流动性不大，便于统计。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城市化率，它或许比目前统计局公布的计算方法更能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

 

城市化率=(总人口-农村常住人口)/总人口

 

考虑到农村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人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但没有离开本乡，可以认为，这部分人也已经“被城市化”了，可以从农村常住人口中除去。按官方统计，2009年这部分人的数量是8445万。如果大家认同这个算法，则中国的城市化率又可以上升6个百分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构成看，其中39%是工资性收入，可见，中国农村如果没有二、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则难以生存。

 

每当我们跑到农村，会发现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人比例很低。农村发展的滞后超预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我们所听到的数字要高得多。当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最严重的国家时，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期望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农村人口的确切数据。

 

经济与人口政策应和

 

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相一致

 

目前，全球的城市化率为51.3%，其中，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中国官方公布的只有45.68%(附图)。

 

当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最严重的国家时，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部分人口的流动，乡村常住人口加城镇常住人口肯定少于全国总人口，统计中国城市人口数量的有效办法是调查农村常住人口。以此估算，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为50-55%，而非各界认定的约47%。导致中国城市化率偏低的原因，除了人口、户籍政策外，区域经济和城镇化政策也是其一。鼓励人口东移，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化水平，也可以减少中西部的贫困。

 

总人口不应等于“城镇常住人口＋乡村常住人口”

 

社会各界普遍认定或引用的中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约为47%，不少研究报告同时认为，今后中国城市化率的进程将放慢。为此，笔者试图找出这些报告中关于城市化率的数据来源或是否带有关于城市人口的统计调查及方法，但只发现关于城市化率的初始数据均出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人口数及构成”一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68%，这就是众人反复引用的城市化率，若按每年约上升1个百分点的历史速度，则2010年的城市化率应该略超47%。

 

那么，为何人们又认为今后城市化的进程会放慢呢？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1.04%，而2008年只增加0.72%，似有放慢迹象，加上今年出现的民工荒，容易让人猜想流向城镇人口数量的减少。

 

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人口变动数据的解释是“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得出”，其中，2005年是按总人口的1%进行抽样调查的，而对人口按城乡划分的依据是在所在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统计局解释，这是1982年以来所采取的统计口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乡村的常住人口加上城镇的常住人口肯定要小于全国总人口，因为总是存在一部分人，不住满半年会换一个城市，这部分人离开本乡、镇、街道已经半年以上，被统计为外出人口，但却没有同时被其他地方认定为新进的常住人口。这部分离乡人口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未被统计到常住人口之中。或许统计局已经对这部分人的统计做了技术处理，但由于抽样调查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城市化率数据提出质疑。

 

疑问之一，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大得难以置信，怎能留得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6%，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达2970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8.1%(见《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均增加值为1.19万元，而二、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6.32万元，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后者的1/6。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投入产出比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疑惑，或许官方公布的2.97亿农业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同时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劳务活动，还有就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以老弱为主。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看，在全国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中，51岁以上人员占比最大，达到25%。是否65岁以上的老人从事农业劳动的，也被统计为农业从业人员，普查公告中并未说明。

 

疑问之二，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为何如此之慢？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普查数据看，2006年末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3181万，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末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三年只增加1352万人。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2006年末的33880万人(统计局农业普查数据)降至2009年末的29708万人(社会保障部数据)，三年累计减少了4172万人，若加上劳动力自然增长因素，即中国2000-2015年年均劳动人口增长率为0.9%(蔡，2006)，则中国农村从业人员每年增长430万。如果按农业普查公布的其中70%务农计，则过去三年农业从业人员的自然增长应达到900万人，因此，农业从业人员过去三年累计减少507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690万。假定从第一产业退出的劳动力有10%失业，其余人员转而成为农民工从事二、三产业劳动，而官方公布的外出农民工与留在户籍地的农民工数量大约是2:1，则过去三年新增的外出农民工应该有3043万。由此推算，2009年末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2亿，而非1.45亿。

 

疑问之三，随迁的农民工眷属是否被纳入城市常住人口中？因为官方只公布外出农民工数量，但并未公布过农村外出人员数量，也许这些数据都是比较难统计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的分析表明：2005年14岁以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314万，那么至2009年末，这一规模很可能达到1500万了。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农村儿童进入城镇就读的数量会更多，并会带动老人进城照料小孩。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看，很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不都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享受城市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娱乐等。因此，农村非劳动人口进入城镇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如果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累加在一起，总数接近或超过2亿。若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农村人口数量将少于城市人口，我国的城市化率应该超过50%。

 

疑问之四，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把控制人口规模作为政绩，制定了人口控制目标，但实际人口增长却大大超过控制目标，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城市的基层部门刻意低报常住人口规模的情况？控制人口是国家的长期国策，因此也成为各省市政府的政绩之一，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也会带来基础设施瓶颈、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及治安等诸多问题，故大城市都不希望人口增长过快，如北京市政府曾提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但事实的情况却是，大量的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大中城市，大大超过原先的控制目标，因此，中国东部城市的实际常住人口可能还要大于公布人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新移民的数量难以统计，另一种可能则是，城市基层机构刻意压低本区域流入人口数量，以完成下达的人口控制“指标”。

 

因此，统计中国城市人口数量的有效办法是调查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因为农村人口是净流出的，且往返流动性不大，便于统计。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计算城市化率，它或许比目前统计局公布的计算方法更能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

 

城市化率=(总人口-农村常住人口)/总人口

 

考虑到农村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人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但没有离开本乡，可以认为，这部分人也已经“被城市化”了，可以从农村常住人口中除去。按官方统计，2009年这部分人的数量是8445万。如果大家认同这个算法，则中国的城市化率又可以上升6个百分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构成看，其中39%是工资性收入，可见，中国农村如果没有二、三产业提供就业机会，则难以生存。

 

每当我们跑到农村，会发现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人比例很低。农村发展的滞后超预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我们所听到的数字要高得多。当我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最严重的国家时，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期望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农村人口的确切数据。

 

经济与人口政策应和

 

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相一致

 

目前，全球的城市化率为51.3%，其中，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中国官方公布的只有45.68%(附图)。

但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二大国，并有望在今年或明年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此外，中国出口总值已是全球第一，每年人口的流动量也是全球第一，如此好的流动性，不大可能出现半数以上的人口还在农村的社会格局。当今年再度出现民工荒，不少学者又开始判断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时，我们又怎样解释“低城市化率”与“农民工短缺”这两个不应同时出现的命题呢？

 

笔者还是倾向于中庸的判断，即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农村的闲置劳动力依然不少，但城市化率却被明显低估了。虽然我也认同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的观点，但这种差距并非大得惊人。例如，中国目前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3%、46.3%和43.4%，这一比例对应的城市化率应该在55-65%之间，而笔者估计的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在50-55%。造成城市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我国的人口政策、户籍制度与经济政策等相关，如人口政策主要就是计划生育制度，这一制度显然不鼓励人口流动，而户籍制度本身也阻碍了人口流动。

 

同时，我们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城镇化政策实际上也是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发展中西部地区和在本乡本土实现城镇化都是增加城市人口的有效途径，但在中西部地区，要让1万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其投入成本也许是东部地区的好几倍，因为中西部的产业配套、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条件等都难与东部相匹敌。中国与日韩的共性就是人多地少，但我国中西部地区还面临水资源匮乏等诸多问题，自然条件比日韩差很多。日韩基本采取了人口集聚在某一区域的方式，如首尔土地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0.6%，人口却占全国的21%；东京人口35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25%，而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是全世界所有首都中最低的。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如法国最大城市巴黎的GDP占法国GDP的30%，东京、首尔、纽约等大城市的GDP均超过本国GDP的10%以上，而上海却只占中国GDP的4%，北京更低。据统计，全球50%的GDP是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的。

 

中国自古至今2000年，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也是自西向东移动的，这与气候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不宜居住的地方，人类为了生存而滥用自然资源，往往会导致生态破坏的加剧，如植被破坏、土地沙漠化等。最为经济的做法应该是，让国内不适宜居住地区的人口，尽可能多地迁移到适合人类居住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样，中西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地区的人口减少之后，人均资源的消耗量就大大减少了，生态环境就会有所改善，而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就能提高。通过这种方式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比较可行的，而通过对中西部地区低效率的投资来拉动当地的GDP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还将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事实上，中西部地区农民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的过程一直在持续，而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重心越来越多地往西移，其结果是，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不断下降，高增长下的繁荣存在虚假的成分。

 

鼓励人口东移，既可以提升中西部居民收入水平，又可以降低落后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从而进一步减少贫困。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出生率要高于东部地区，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2008年出生率，全国平均水平为1.214%，东部13个省市中，超过1.2%的只有福建、海南两省；而西部18个省市区中，超过1.2%的却达到11个。因此，我们应该在人口政策、户籍管理、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和财力支持，投资的流向应该与人口的迁移方向一致。目前，虽然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很多城市，但超过50%以上的城市存在人口规模不足的现象，很多城市人口不及江南一个镇的人口。此外，大量的农民工都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区，如在北京和上海，80%以上的农民工住在郊区。

 

因此，与其在中西部地区投资那些注定要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及银行不良贷款、同时又无助于改善民生的所谓“形象工程”，还不如投到东部地区去改善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世界经济地理的变迁历史表明，绝大部分发达且人口集聚的城市、创造就业并拉动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地区都分布在沿海，而人口的自由流动是贫富差距缩小的主要路径，相信中国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