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记忆

华依柳

“有些事从一开始就成了记忆――我的意思是，有些事从一开始就是记忆本身，而不是慢慢地变为记忆。记得童年，对于古镇的视觉印象全部来自父亲笔下。那些感性深刻的刻画与每一幅充盈着浓郁情结的江南风情作品，随着年岁的增递，在视觉的频频转述间默默地成为我感知水乡的初始。不变的依然是归属于地域的那份眷恋。”（《寻觅记忆里的回忆》）

自幼，便如影随形般伴着父亲创作的每一历程。从早年趋向追求创作风格化的描述到更为本真的逸情流露，固有的率真执著和情感充盈的笔墨诠释，伴着我成长的记忆，每每回首都深烙有父亲作品的印迹。挥之不去。

早在70年代初，父亲便是国内最早表现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之一。常听父亲说起当时，和沈从文先生夫妇的一段交往，以及对父亲作品的高度赞赏。随着七十年代末，父亲由文化部邀请至中国画创作组（中国画研究院前身），与李可染、何海霞、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等当代大师们一起，进行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为日后以江南四季风情为主的绵延和拓展，奠定了基石。

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父亲速写创作的一个巅峰时段，同时也是循序厚积的过程。近来，在整理到父亲当时大量的速写中，有读书时期未完待续的画纸片、尚在酝酿途中的随手、灵光乍现的涂鸦，伴着岁月光泽的、时光背景凸现。一切美好，恍若依然还在来时的途中。抒写之中清晰可辨出 “牧歌”般的游逸和挥洒；在青年求学时期，对艺术的痴迷投入与执著求索。迷恋于东西方一切艺术范畴：水彩、版画……无形中，为日后深入和抵达——中国画自我风格的形成与创作风格的演变，传统绘画主流意识的回归与历久弥新，找寻到犹如此岸彼岸般的顺畅秘境。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除了父亲多次重返蜀道，另外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去苏州东山。莫厘峰上，父母并肩遥指着远方的身影；紫金庵，杂藤攀缠于逆光之中……弗洛伊德说：人在五岁前的经历将影响他的一生。那时，尚未出世的我，像是注定走在宿命般的途中，接纳渊源的赋予。

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随着亚明先生率领的“江苏省山水写生团”，行程踏遍云南、贵州、四川、东北等祖国大江南北，行程两万多公里。那时期的作品，大都带有浓重的地域人文语符：青城翠色。峨眉道中。苗寨晨烟。蜀中四时。想必，没有能量的积聚，就没有能量的喷发。一次次地重返——这是始于六十年代而一直延续至今的属于父亲的思恋。多年前，曾和父亲一起重返东山。行走。住下。试图找寻到往昔。而一切，似乎已逝。唯有生活的落差，才成全了感觉的丰富。东山，之于父亲，是何以成为不可替代的密匝心迹，抑或是再也无法将此覆盖、如此与心灵相生相伴的乡恋乡情。晨光晓色。杏花春雨。洞庭秋暮……思恋与故土情结的盘亘交错，发散弥漫。将自我的一种新的情感图式，融入到一系列有关江南季候更高提纯的“灵性江南”之中。便有了创作的勃发与递进：《洞庭秋熟图》（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江南三月》（《中国现代山水画全集》1985年作）、《四季江南》（1989 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1991年法国巴黎秋季沙龙国际大展）、《古镇小雪》（《中国现代美术全集》1991年作）等大量出自那个时期的一批力作。笔墨古拙间力透纸背。蕴含丰满的简致，力的绵延寓于笔的起承转合间；能依稀看到人生的倒影。优雅畅水，实则细致丰富。将秀逸挺拔，苍茫沉稳。随时光潜入到江南这片土地丰润的内核，以笔墨悉心诠释着故土的灵魂。发散与归拢并沉淀为创作冲动。寓情于笔墨，化深情为一种寄托。成为那个时期的经典代表。

所有的艺术都是黑暗与孤寂覆盖着的行走，必须独自去窥探和求索。父亲笔下的“风情江南”，于我却似早已了然于心——从一开始就是记忆本身。

渐渐，江南没有水乡了。 因“江南”一词在成长岁月里逐渐弱淡、流俗和偏离过速，而自然成为熟识的陌生。也因为江南水乡已在历史的幻变中，逐渐成为生活状态中的某种商业可能（陈丹青先生曾在讨论“重建江南水乡”时，阐明对此几乎是一个伪问题）。常说，父亲笔下的江南出离了现实意义上的某种偏爱，而成为类似于惯性使然的视觉意象的抒写语符。更重要的是，在父亲从事创作的四十多年来，江南水乡题材作为父亲创作中最为宏大而深重的地域情感之依托——个体所构造的巨大视觉场，始终维系并萦绕，而愈发显现出某种出离与逾越。自然而然，构筑起——自然、饱满、感性的“意欲江南”。叙事是困难的，绘画的陈述无疑唯有笔墨语言。选择绘画的叙事之路，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通往内心深处幽秘遥远、艰难孤寂的征途。前辈和父辈们一直以时光的方式，告诫着：艺术没有捷径；艺术没有规则可循依；艺术没有秤称。而绘画，一切完全是从零开始，要独自体验的单程之旅。

常常在独自一人的时候，默读父亲的作品。读的同时，心里萌生出一些无关主题的感念和触动。真正地品画读画，要在一个人的时候。和作者隔着某种心仪的远——它使得我觉得自己不是在面对父亲的画作，而是面对融进一段历史的承启与贯通。因为，我们都同样熟稔并深情于江南的氤氲与湿濡，而城市的迷离与幻影，亦是我成长无法选择的背景。相悖的背景与现实，已经将父亲和我生存的底纹完全分开了。而某种潜入与遥望，又将我拉回当下默读的思考之中。从而，体会到逾越于同龄人成长历程中无法轻易获取的点滴感知，积聚成为某种与生俱来、精神绣像般铭刻的印记。

或许唯有心灵的重建，才有可能还原某种永恒的情感；理想，才可能不成为对现实的背叛；作品，才能真正溢自胸臆，抒之以怀。

如今，国画在时代中变革，现实主义意向的跟进和对传统的坚守，两条线索并行不悖。画家永远是在感性之中求悟同的物种，如同作家总在诉说中求生存—— “生活就是为了寻找生命可能出现的另一种途径”。能够感觉到的只有个人旷世的孤独、心跳的节律和血液的速度、内心不息的呼唤。每一时代伟大的艺术家无不受到生活的呼唤，用作品诠释着生命的永恒；勿以远及，身畔的外祖父、父亲——精神的关注和身心的投入，始终是艺术家的灵犀与生命所在。犹如，画作中的神来之笔，不是意念可以断决存留的。画坛同时代大批芸芸众生相形，具有神性者寥寥。绘画中的极致部分往往不是靠浮华和炫技推动的，而是靠生命固有的血液和气息——将命运中深刻而独特蕴藏于胸臆——即那唯一的、无人取代的，溶炼出精神的内涵与发散。

作品的完成是将刻度永远地定格在了时光的长河中；于艺术的信仰――不能要求它为我们做出什么，只能要求自己为它永恒地付出。“以时间判断取代价值判断”是“笔墨当随时代”的表征。真正的艺术品必须经时间的考验。特别是山水画，以我所理解的与其它画种区别在于微妙的时态问题——与其它画种所不易显现的过程相比——最为美好的总是在途中。在创作中同义、反复、或递进延续；烘染、皴擦间寓笔墨显现中的不断表白，其间都是诉诸于可见的。一切过程均付之于铺陈、即实现那唯一的存留于纸与笔的默契中，流转交集间的无声吸附。凝为跃然纸上的独立时态，真正地将瞬间化作永恒。

画家需要有坚强的神经和不一般的意志。“面对每一笔都可能的失败，必须救赎失败。非要赢，也知道会输……”深记父亲富含深意的这句话。是的，赢取是必须的。赢取于生活，使得我们不再将生活视为承受。每一幅成功之作都是第一次面向生活的陌生化处理。于江南最熟稔的记忆中，最深情的情愫下，有最为温软的内心……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愈发深恋那些轻盈端庄娓娓叙说出的——真纯、厚重、丰美、清晰、温婉、整饬之作，犹如树木的每一圈年轮。艺术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准确的情感表达。纷繁安谧间，倾听着从发自内心与灵魂的絮语。

艺术接近于真理。我一直认为，意境和情感更甚于笔触质感和高超技术的表现力。无论关注的是传统还是现代，精神在升华之时，与自己在精神的天宇对话。作为浸淫在家学渊源滋养下的后起，更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一棵树果实的滋味并不依赖于周围的风景，而依赖于无法看见的土地的养分。“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长得很高，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吴冠中先生于“西方艺术之高与中国古代之高的东西，是高处相逢的”之观点）。而父亲总提及与外公秦古柳先生在绘画造诣上，所无法企及的距离。

经常在父亲笔下抒写的回声和静默中，重新思考自己与艺术的关系；回到生命的本义——于时代之中，拓展自己作品的射程。与先辈不同的切入面、不同方式的升华，相同的却是承载、担当和付出，血脉因得江南之地气而脉脉相连。基于智性、文化认同与理解，精神家园的构筑之下，顺应着自然而又恍若命运的引领，从此构成了穿越时空的恩泽与对话。

（----原文为《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选粹-华士清作品集》之序，在此选登时为作者有所删减)

《爱与记忆》（华依柳/文）刊于《文化无锡》（2012.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