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本大书，不旅行的人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页。你不知道在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人，发生怎样的故事，你也不知道在哪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在转角遇见了自己无比真实的内心。于方婕而言，这也是旅行最大的魅力。辞职去旅行，她不后悔。

图文/方婕辑/莫丽思

　　2011年6月17日，我踏上了间隔年旅行之路，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了尼泊尔——这个信奉印度教而背靠喜马拉雅山脉的虔诚国度，用天堂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

　　辞职，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到达尼泊尔后，同行的朋友病了几天了，始终没有退烧，药吃了不少，但就是不见好转，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下，我们来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BIR HOSPITAL。因为我的本科专业是护理学，理论上，医院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挂号之后来到急诊室，大致的布局与国内相似，只是硬件不如上海。当天病人很多，还加了很多担架床摆在一边，躺在急诊室的病人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我相信在国内的急诊室来了几个老外我们一样会惊讶——不过大多病人和陪同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在我们身上，匆匆一瞥后，依旧坐着。少数两三个床位上躺着较为严重的病人，用鼻导管吸氧，发出痛苦的呻吟，陪同的家人也是一脸痛苦和无奈。
　　一位在重庆医学院就读过的当地女医生大致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告知了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流程，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张纸撕下一小条，写了两排字，指了指马路对面说：“去对面的小店买，很便宜，买了回来交给我。”她所说的马路对面的小店其实就是药店，医生让我们买的是针筒和退烧针剂。与国内医院必须医生签字盖章才算有效的专用医嘱单相比，这张随意撕下的小纸条真是“随意”得有点让人惊讶。
　　打针、抽血、做检查……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再回到这个急诊室时，那个好心的医生已经帮我们拿了报告，还细心地写上了各个药品的名称、作用、用法。她是在一间隔离的房间里跟我详细交代这些的，这个房间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受了腿伤的病人，我跟她再确认了一遍后，她才转身回到那个病床前，跟另一位医生继续讨论着处理伤口。在那个瞬间，曾经在医院工作的点点滴滴又爬上了我的心头，原来一切早已沉淀心底无法割舍。
　　2010年，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专业毕业后，被一所国家三甲医院录取，有了一份在外人眼里光鲜亮丽的工作，也有了一个悉心栽培我的领导。工作半年后，因为一颗想走出去看看的心，我递交了辞呈，踏上了间隔年旅行之路。我知道，从递交辞呈那一刻起，我辜负了领导为我设计的大好蓝图，让她失望了。所以，辞职，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在哪里都可以燃烧自己
　　在加德满都看病的经历，曾让我怀疑自己辞职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但印度加尔各答Mother House的志愿者工作使我明白，离开了医院的四面白墙，我有了更广阔的天空，不在医院护理岗位上，我依然可以帮助别人，用其他的方式。
　　Mother House是特蕾莎修女创建的一个慈善机构，专门收留病患、孤儿、垂死者等弱势人群。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这里无偿地奉献爱心。我也是受到职业和孙东纯《迟到的间隔年》的双重感召，来这里开始我的志愿者生活。
　　每天7点是志愿者们的早餐时间，接着是一个简短的欢迎和欢送仪式，我们将那些即将结束这里工作的志愿者围在中间，唱着歌拍着手感谢他们曾经的努力：“Thankyou, thank you, thank you……Miss you,miss you, miss you…… Love you, loveyou, love you, in my heart…… ”即使在书里早就知道了这样的欢送仪式，第一次亲身参与的我，还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那之后，志愿者们分批去往各个不同的地点开始志愿者工作。我选择的是Kalighat，也就是垂死之家，里面大多是病患或孤独老人。
　　虽说在Kalighat 比较容易直面死亡，但其实这儿的工作并不复杂，我们工作包括为病患收洗衣服、喂饭、修剪指甲或者协助其上厕所、做复健等。当然还有一些是需要勇气和经验的，例如伤口换药、胃管给药、测血压等。
　　在得知我曾经是个护士之后，修女安排我负责每天的药物分发、量血压、胃管给药，甚至直接进“手术室”工作。

　　以前在医院量血压碰到的困难，无非是病人不在病房，或是手上打着静脉针需要在腿上重新找动脉。而在这里，几乎每个需要测量血压的人都骨瘦如柴，血压计的袖带绑了一圈又一圈，听不到，拆开了又重新绑，加上确保没有听错读数，每个人起码要量三次才敢写下血压数，一圈下来，已经浑身是汗。碰上合作的，或是意识并不清醒的，还算轻松，可还有吵闹抗拒的，我曾经碰到过一个老太太特别不配合，两个女生都被她扇过巴掌。我小心翼翼走到她旁边，她伸手想再来一巴掌，被我躲过了——我想来这儿做志愿者，练过武的比较安全——僵持了五分钟，加上旁边所有人咿咿呀呀手脚并用跟她解释，我终于趁她挣扎幅度小一点时，顺利完成了这个大工程。而她之所以抗拒，大概是因为她以为会受到伤害，加上言语不通，才会发生连续两个志愿者被打的情况。在我给她量好血压后，她见自己安然无恙，双手合什说了句什么。修女说：“她说‘谢谢你’。”
　　而站进了那间简陋狭小的“手术室”后，就要开始独自面对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了。有些伤口并不深，表层消毒换上新的敷料就可以了；有些伤口每天都在腐烂，严重的甚至露出整个白色的骨关节；还有一些伤口是我在国内医院都没有遇到过的，伤口不大但很深，透过皮肤隐约可以看到白色的虫子在肌肉里蠕动，必须狠下心用镊子伸进伤口里把那些小虫子一条一条夹出来，有时候知道这样做根本不可能完全清除，可是不得不停下来，消毒伤口，敷上敷料，第二天继续。由于没有麻醉，病人不停地叫喊着扭动着，加上视觉上的强烈冲击，让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有的志愿者根本就不想接触，只是站在门口看一眼就走了，也有进来尝试的，可还是受不了走出门瘫坐在椅子上。
　　在Kalighat里的病重病人，每个都瘦骨嶙峋。起初我连扶他们都不敢用力，小心翼翼犹如抱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那时我才明白，生命的降临和离开，都是那么脆弱。

　　趣事哪儿都有，通铺特别多！
　　通铺是没有床位上限，房间有多大就摆多少张床的地方。通铺是没有国籍和年龄的限制，只要你想加入，大家都欢迎的地方。
　　在印度的通铺里，我遇到过出门在外已经22个月的韩国女生，每天她雷打不动的功课之一，就是去离旅馆200米左右的小超市买一包牛奶给两只猫咪喝，而两只猫咪常常分别霸占着我的床头和床尾，姿势销魂地呼呼大睡；遇到过近70岁的日本背包客，老头儿走路踉跄，拿着地图的手都在颤抖，但跟我们聊起他的旅途却依然神采飞扬；有个韩国教师，总是不记得我是中国人，每天早上一张嘴就直接跟我说韩语。最有意思的是在曼谷一个通铺里，遇到了三个日本男生，会说的英语加在一块儿都不到十句。在一起聊天时，他们常常需要三个人商量着总结成一句话来回答我。当我发愁对话如何进行下去时，只看到他们异口同声“诶”了一声，转身从包里一人掏出一个快译通，噼里啪啦查完了再跟我继续聊天。
　　除了通铺，很难想象还有一个地方能够如此包容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住在通铺里的人会有兴趣知道“你来自哪里？”、 “下一站你准备去哪儿？”，但“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问题也许会排到第十位，或是干脆根本不想知道。
　　我想这就是通铺的魅力所在，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相互认识，加深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通铺就是大家交换信息、敞开心扉的最佳地点。不断地介绍自己，是自省，是对过往沉淀的一次梳理，也帮我更了解自己。

　　“不要相信像我这样帮助你的人，包括我在内！”
　　在离开尼泊尔前往印度的路上，我结识了两个印度男生。到达印度Gorakhpur后，由于需要到车站外去买火车票，弟弟Aman主动提出由他带我去售票厅买票，而留下哥哥在火车站帮我们看行李。我们萍水相逢，两兄弟却如此热心帮助，这让我非常感动。然而在买完票后，Aman却说：“在印度，不要相信这样帮助你的人，包括我们。”我很吃惊，他继续说道：“如果这个时候你回到火车站，发现行李不见了，怎么办？”
　　而当我受到过许多其他印度人的帮忙后，才发现“不要相信像我这样帮助你的人，包括我在内”竟是大部分热心印度人的口头禅。初到印度时，印度男人直勾勾的眼神曾让我浑身不自在，充满了不安全感。其实那是他们黝黑的皮肤和特殊生理骨架，加上好奇心作祟，才会给人以错觉。他们本没有恶意，有些甚至很热情，就像这两兄弟一样。难怪马克·吐温说：“旅行是消除无知和仇恨的最好方法。”
　　后记
　　从最初的目的地印度加尔各答，到后来没有确切的目的地；从最初只想做志愿者，到后来发生了那么多故事；从最初想把钱花光了再回家，到后来突然决定回家……踏上旅途之后才发现一切都是那么不确定，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让我原本的行程增添了无限缤纷的色彩，也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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