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阴山万里沙。今年经济形势的艰难，远超年初的想象。

原本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陡然冷却，已经让今年的经济不容乐观，GDP增速“保5%”甚至“保4%”都有压力。但3月以来席卷全国的“封城式”疫情防控，让原本羸弱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在疫情反复消耗大量资金与资源，未来预期不确定，以及外部环境变化背景下，无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缺少动能。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已空间受限、财政政策则尚有余力。

因而，当前亟需打破疫情防控“静态管理”下的经济桎梏，稳定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预期，并通过各项政府购买与转移支出帮扶企业、居民部门恢复生产生活，以挽救黑云压城的经济形势。

疫情防控：外贸直接受损，而“清零”难度与成本极高

新冠疫情肆虐三年，给全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造成重大损失。但中国在今年全面实施“封城式防控”之前，得益于前期防控得力，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其实相对不大。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疫情的受益者：因为中国较早控制住了疫情，生产生活特别是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受损较小，以此相较当时仍处于疫情“水深火热”中的其他国家，在外贸方面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

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进口14.23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长27.4%。

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增长21.5%。货物进出口顺差4.37亿元，增长18.1%。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进出口贸易及贸易顺差是支撑经济的重中之重。2020-2021年，中国抓住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其他国家疫情下供给不足的时间窗口扩大外贸，成为近两年经济恢复增长的关键。

但到了今年，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国外随着取消防疫封控，供应链逐步恢复；中国国内反而因为强化“封城式防疫”而经济趋缓、供给不足。“此消彼长”的格局下，中国外贸增速显著下滑。

今年1-4月份，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2.58万亿元，同比增速由去年同期超20%的高位骤降至7.9%。其中，出口6.97万亿元，增长10.3%；进口5.61万亿元，增长5.0%。

在上海全面复工复产尚无明确时间表及恢复本身尚需时日，以及产业转移、东南亚等竞争对手崛起、全球供应链本土化趋势等多重因素叠加背景下，中国今年及未来外贸压力倍增。

而就疫情防控而言，经过三年，病毒已从中传播性、高重症率\死亡率的德尔塔等毒株，进化为高传播性、低重症率\死亡率的奥密克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鉴于病毒性质及其对生命生产生活影响的变化，在重组蛋白疫苗高覆盖率保护的基础上，已全面取消了疫情防控措施，医疗资源则向危重症患者倾斜。

在上述背景下，奥密克戎的高传播性与国际流动的必然性，让中国以“动态清零”为目标、以“静态管理”为主要手段的疫情防控，付出的成本极大，且清零目标难以长时间实现。

投资：传统投资持续快速回落，高新投资仍有亮点

投资历来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但是自去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已从20个点左右的高增长，逐步回落至个位数，房地产投资甚至转为负增长。当前投资动能总体乏力。

今年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35万亿元，同比增长6.8%，较1-3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5%、制造业投资增长12.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7%。

自2020年8月实施“三道红线”融资管控以来，房地产开发融资金额迅速下降；再叠加销售层面的下行，房企现金流全面承压，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直线下降。

在房企全面“暴雷”、现金流捉襟见肘、存量不动产体量庞大和市场总体看衰的形势下，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已极难恢复高增长。

商品房销售方面的数据更为触目惊心：短短一年时间，由近70%的增速直线下滑至今年1-4月的负29.5%。虽然有疫情因素的扰动，但这一数据趋势仍显夸张。

与房地产投资之于房企类似，疫情对于居民部门资金、资源的大幅消耗，以及经济下行、收入下降、房企暴雷、房价下跌环境下的看衰预期等因素交织，导致市场购买能力与意愿均出现严重下滑。

这些根本性问题盘根错节，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需要通过产业、收入、税收、社保等方面组成的完善的系统性方案加以解决，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周期性循环通过短期刺激可以解决。

基建方面：1-4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面上看尚可，主要源于一季度开工上马项目较多的惯例，但后续增速仍待观察。如去年同期，基建投资增速高达18.4%，但全年增速仅为0.4%。

个中缘由，是地方在经济和房地产下行，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以及债务控制等因素综合约束下财政紧张，在投资方面也是力不从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投资日渐式微的映衬下，高新投资增速显得“风景独好”。

今年1-4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5.9%、13.2%。高技术制造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0.8%、29.4%；高技术服务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1.9%、21.1%。社会领域投资增长14.4%，其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24.9%、12.5%。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虽然目前在体量方面尚不足以构成经济的主体部分，但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值得期待的动力。就投资而言，高新产业也是获取时代红利和超额收益的希望所在。

消费： 低位徘徊后阶段性重挫

国内消费是近年来被寄予厚望的经济“内循环”关键落脚点，但近两年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去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度在两位数，主要源于前年疫情初期的“低基数”。但在基数效应逐步褪去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数据基本持续在5%以内的低位徘徊。

而今年3-4月，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封城防控全面展开，经济低活动环境下的社消数据显著下滑。这两月增速分别为负3.5%和负11.1%。

如上海等地解封，社消数据有望逐步恢复。但与商品房销售所面临的市场的情况类似，当前经济环境下受制于收入及预期等因素，消费也难以扛起复兴经济的重任，后续增速即使重回增长，也较难再超5%。

从1-4月消费分项数据看，家具类消费增速跌幅最大，达8.9%。除对大件商品的购买力下降因素外，这与同期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下降近30%直接相关；

其次是汽车类消费，跌幅达8.4%。主要因素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汽车供应链在疫情封控下全面受损，汽车产能与供应不足；服装鞋帽类和餐饮消费分别下滑6%和5.1%，体现出疫情下人员活动、物流强度的明显下降。

货币与财政政策： 空间受限，“滞胀”风险

货币“放水”刺激经济，是中国近二十年来轻车熟路的常规操作。但今时不同往日，在美国方面进入加息周期的对比下，中国如继续通过降准、降息等手段释放流动性，势必造成中美利差加大，加速资本外流。

事实上，目前美联储加息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近年来一直在6出头的低位，今年则显著攀升至接近7的高位。

人民币如持续贬值，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外商投资、外汇储备和对外偿债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这是货币政策务求审慎的现实需要。

而从国内经济看，近年来似乎也陷入“流动性陷阱”——市场并不是缺乏资金和流动性，真正却的是优质资产。对于信贷部门而言，降准、降息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风险偏好，在经济下行尤其是房地产日渐沉沦的市场环境下，“资产荒”才是资金投放的最大障碍。

因而，如果不从底层解决市场结构、质量的问题，单纯“大水漫灌”已不能缓解经济增长动能的缺失。

在此情形下，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对市场的过度管控，甚至还可能导致让各方闻之色变的“滞胀”——经济本身已经陷入低迷，如果再叠加通胀、失业持续高涨，则会将经济推向衰退深渊。这是需要竭力避免的点位。

相对而言，财政政策的空间虽然也受到国家层面整体赤字率、杠杆率的约束，但较之货币政策有更大空间，且负面作用较小。

疫情迁延日久，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部门都受损严重、购买力不足。减少行政性开支和低效投资，转而通过减免税收，增加政府购买，以及提升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政府性转移支出，将有效刺激社会总需求，且是真正从国内投资、消费底层提振经济。

稳定预期：有恒心者有恒行、恒力、恒业

市场经济要能充分发挥灵活性，其前提和基础是稳定的制度保证与政策预期。

近年来，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及其他实体产业的相关政策反复大幅度变动，对各市场主体的预期及其行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导致了行业和市场层面的剧烈震荡，进而影响到大量就业、税收和社会问题。

市场体系庞杂、运行多维，对于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是做好基础性保障和外围“负面清单”监管。除此之外不宜对市场做过多干涉，特别是简单粗暴的方向性“指导”。

让各市场主体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下，拥有对经济、产业前景的稳定预期与个人、企业发展的恒心，进而有恒行、恒力、恒业，才是激发和保持经济增长原动力的根本。

对于疫情防控同样如此。在“封城”阴影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对健康担忧、对未来顾虑，自然难以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消费；

停止对新冠的妖魔化宣传，加强对病毒的正确认知，避免社会性恐慌，同时建立以有效疫苗覆盖为基础、医疗资源向危重症倾斜的科学防控体系，才能真正稳定公众对于疫情防控的预期，将疫情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